这些天来，围绕国内教改“驱逐鲁迅”的行为，海内外有颇多争议，我本来也想凑个热闹，却一直未敢行动，一者担心因用词过度，被人骂做素质低下，二者担心用词太轻，又被认为在包庇纵容。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鲁迅自己，因为当年被无端拿下，曾骂时任教育总长章士钊是条“落水狗”，并号召大家痛打，这一定是冒着素质低下的风险，并做好了被反咬一口的准备。
相比之下，我就不敢如此放肆，就算与国内远隔万里，也只敢壮胆骂他们一生“混蛋”而已，而且还要低下声来四顾左右。我知道这不是一个男人应有的气魄，也显得不够光明磊落，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当那群混蛋绑架着孩子们交战，又掌握着时下最大的话语权，他们连鲁迅先生都敢“驱逐”，我干吗要迎上前去，为骂他们是“狗”而自讨一顿暴打？
了解中共历史的人们都清楚，“打得了就打，打不了边跑边骂”也是一种策略。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像阿Q那样转过身低声咒骂，并不是因为人性懦弱，而是在强权和高压之下明哲保身的一种智慧，要不然，就算不被打死，也非被这帮老爷们气死不成！
再者，当今中国养狗成风，自“文革”之后，人们生活好转，狗的地位随即大大提升，我也决不会为了骂某些人是狗，而侮辱了这种可爱的动物，惹得爱狗人士不高兴。
如此，教育部的官员们会相当欢悦。因为他们终于脱离了被骂做狗的险境，可以名正言顺的借“教改”之名把鲁迅“驱逐出境”。也因为狗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不会像“文革”期间一样为当局所不容，他们就大胆采用“拿来主义”，挑选了巴金先生的《小狗包弟》来替代鲁迅的位置----这一刻，连鲁迅先生也有了作茧自缚的感觉，因为在这帮官僚眼里，他已然就是一条“落水狗”了！
受益的当然是这帮官僚们，因为选了一篇反思“文革”的文章，又是巴金力作，不仅可以拿来当马粪使用，堵住国内那群愤愤不满的“焦大们”的臭嘴，还能为自己披上一件道德上的“反思”外衣，并装出一副知识分子面孔。而实际上，连他们自己都清楚，所谓反思与知识分子气质正是他们骨子里没有的东西。
三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已然远去，曾把人性扭曲到极致的教育长官们可以用“全民疯狂”来原谅自己，我们也可遵令不提。但近些年来，这帮老爷们又陷入了新一轮疯狂，誓把事关民族未来的教育干成一场与全民的商业交易，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旗下，正演绎着一幕“人有多大胆，校有多大产”的荒唐戏。由此，中国的教育越来越不公平，教育质量更是直线下滑。这，有谁听到他们反思？
反过来，当要结交权贵的时候，他们却从不落后，在此部之内，几乎所有握有资源的长官们都在出卖灵魂，把高校作贱成与权贵进行利益交换的场所。在这场交换中，购买学位的官僚们自然不对，但那些掌握了学位批发权的教育长官们如果能把持住自己，不向权贵折腰，又怎么可以达成这场无耻交易？这，有谁听到他们反思？
实际上，从教育向权利跪拜开始，这个民族的悲哀就已经开始。所以到了今天，虽然建国已经六十多年，我们却连诺贝尔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所谓大学，大楼盖了不少，校长也一个个都成了大官，但大师们却一个也没有培养出来。这，又有谁听到他们反思？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有一种风骨，就算饿死都不会折腰，所以仅从这一点就能得出结论：那群教育长官们也绝非知识分子之列，而是一帮善于“骑墙”的政客而已！
既然如此，鲁迅被“驱逐出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为这些政客们根本就不知道何为教育，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保住权利和官位，如何配合当局培养顺民。至于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教育之发展、民族之未来等等职业廉耻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廉耻既已消失，道德随即崩溃，可以立刻肆意咆哮，喝令鲁迅马上离开，一面却俯下身子向权贵们摇尾致意----而这，正是恶狗的行径！
事实上，抛开这些恶狗不提，我们今天来读鲁迅，感触会更深刻：虽然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社会结构与文化也正在快速变化重组，但在这种迅速的崛起与深度重组面前，我们制度上的弊端、国民缺陷反而愈加明显，愈需要加以重视和解决。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越需要鲁迅那双深邃的眼睛，而不能因为他的语言刺耳就要把他“驱逐出境”。
其实中国的国民，一向喜欢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当局，再加上社会正在走向多元与包容，假如教育部的长官们能拿出一点稍微像样的理由，在此前多与社会做一些沟通，恐怕都不会惹来如此麻烦，善良的人
们甚至会帮他们把“驱逐”工作解释为教改中的探索与创新！
所以，这件事的可恨之处还在于：当他们决定做任何一件事情，从来都不让人知道，而当人们知道的时候，一切都已定型，这是典型的黑箱流程，谁知道里面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
更为可恶的是，因为官僚心态作怪，再加上被惯养太久，社会上稍有质疑出现，他们就立刻跳出篱笆呲牙狡辩，要有反咬与耍赖之嫌，这就必须在狗的前面再加一个“癞”字才行。
就叫“癞皮狗”吧，正是要痛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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