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场悲剧。刘少奇在“文革”中的遭遇是一场悲剧。他在“文革”发动时，自己成为这场“革命”的对象、性质是毫无所知的，及至有所认识之后，只能悲愤地抗议，悲壮地抗争，直至悲惨地离世。刘之悲，是全党之悲。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刘少奇主持的，以后一段时间“文革”运动也是他领导的。然而，接着的（五一六通知）中所称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恰恰是指刘，他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要目标，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应该说，在“文革”前，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刘与毛泽东是接近的，但与毛有些不同：（1）认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应该有所控制，不要影响经济建设。（2）阶级斗争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要打倒一切。当毛严厉批评派工作组时，刘开始认识到自己与毛在“文革”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他强烈感受到党中央民主生活的不正常。刘对“文革”发动前后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1966年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经过常委讨论同意，并专程去外地向毛汇报后，征得同意以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但是不久，毛个人决定撤销并批判（二月提纲）。同样，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是毛亲自抓的，刘几乎没有参与，但却要由他主持会议，通过事先确定的文件。通过（五一六通知）时，有人提出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细微改动，却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会上，刘说了一段含义颇深的话：“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他对个人崇拜的无奈流露其间。此时，谁是中央一线的主要领导人和会议的主持者己经失去意义。7月中旬，毛回北京，对派工作组提出严厉批评，把刘置于“糊涂”的境地，以至7月29日在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大会上，刘说：“至于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长期以来，刘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过重要贡献，后在历次关键时刻都坚定地维护毛的威信，甚至包括党内正在出现的个人崇拜也加以某种肯定。当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口号，刘认为“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8届11中全会开始之后，刘报告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当讲到工作组问题时，毛频频插话，多次打断，会议气氛异常紧张。8月4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毛对派工作组问题，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面对毛的指责，刘再也难于抑制内心激动，回答说：我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坐牢、杀头）。8月5日，毛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进一步揭开了刘在一个长时间里感觉党中央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根本原因。刘也不完全是逆来顺受的人。后来，他再次谈到派工作组问题时，回答有了变化。1966年10月，当有人问他派工作组怎么不请示毛主席？他说：“请示也会犯错误，我没想到派工作组会犯错误。同意派工作组的同志们也没想到会犯错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篇能说清楚为什么派工作组就是路线错误的文章。”其实派工作组，是请示当时在杭州的毛，毛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刘为了顾全大局，试图把受自己牵连的大批干部解脱出来，他表示错误由他主要负责。1967年1月13日，刘当面向毛提出两点要求：（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2）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务，和妻子儿子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他曾拿出（宪法）劝阻子女跟着红卫兵组织去破四旧、抄家。当造反派“勒令”他写检查，对他进行批斗时，他手持（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这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虽然对阻止揪斗无济于事，却在当代中国史上留下了警示世人的悲壮之举。1967年4月9日，当刘获悉清华大学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时，他胸中的激愤又一次爆发了。他告诉家人：“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1967年5月11 日，他对王光美留下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历是人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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