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在国庆节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列位置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虽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但仍然是国家主席。周觉得“十·一”既然是国庆日，国家主席就应该排在显要的位置上，但这样一来，就不能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的中央常委的排列顺序，在中央文革那里肯定通不过。经过再三考虑，他最后拟定了这样一个方案：毛泽东居中，右边按照常委的顺序排列，左边则按照国家领导职务排列，这样便把刘少奇安排在毛的身边。江青那边对这一方案虽很不满意，但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只好同意。
在保刘、邓的问题上，周恩来当时并不是孤军作战，在中央常委中，陶铸也持同样的态度，而且表现得更加率直和大胆。比如，陶铸在审查国庆节新闻照片时，发现其中缺少邓小平的镜头。他认为邓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了补救这一点，陶铸决定让新华社对新闻照片做了技术处理，将一帧照片中陈毅的头像抹去，而把邓在另一张照片上的头像移过来见报发表。这就是后来闹成轩然大波的“换头术”事件的由来，成了陶铸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之一。
周恩来之所以在这段期间曾多次出面保刘少奇，应该说，主要还不是出于对刘个人的格外关照，而是他清楚批刘调子的升级是一种政治信号，意味着运动规模的扩大和乱局的加剧，这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不过，来自中央文革方面的警告，他也不能置之不理，而是小心行事，尽量揣摩毛泽东的意图，拿毛来作挡箭牌，利用毛在表面上与江青之间对刘少奇的态度存在的某些差别，从中做点文章。这就是周比陶铸更加老到圆滑之处。
比如，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得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准备到天安门去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后，便连夜接见他们，进行劝阻。他表示：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不是普通的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并有意点出：你们往天安门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外国人就会认为是中央默认的，就会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连主席也会被动。
十一月八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等人又贴出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称邓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就在第二天，周恩来在会见来访的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等的谈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承认刘、邓两人“犯了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犯路线错误并不是反党，我们还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希望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帮助他们改。
此外，周恩来还藉机回应了中央文革攻击他搞“折衷主义”的指责，说：中央决定让我去解决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问题，我去了不提刘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我当时应该这样做，这是党的决定，在这方面我们要守纪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向群众解释，让群众责备我。可是另外也有好处。我这个人总是有一点妥协性，不可能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尖锐、明确。“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番话既巧妙地对这件事进行了解释，又不失分寸地承认了自己的弱点，给了江青面子，从而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
工交座谈会本来是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召开的，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以扭转工业生产节节下降的局面。但是，当触犯了急于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工矿企业的毛泽东后，周马上随风转舵，为了自保，并没有出来承担责任，听任为他背黑锅的陶铸中箭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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