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自己主管的事情闯了这么大的“祸”，周恩来就不能不对毛泽东有所交代。会后，他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他在给毛的书面报告中，以超身事外的口吻写道：
图：周恩来在批斗大会上和陶铸（右一）陈毅（右三）贺龙（右四）在一起
这是谷牧同志在十二月四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上的共同认识，也暴露了工交战线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误立场和看法，因而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们开始有了觉悟。最后，林彪同志做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要看个人回去后能否通过实践和斗争，得到教益，搞好革命。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不关痛痒的表态并不感兴趣，也不想追究他的责任。他这时所感兴趣的是尽快将陈伯达起草的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新规定发下去。不过，完全清楚周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毛泽东也不想轻易放过他去，随后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
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当初，毛泽东看重陶铸是因为他在历史上与刘少奇有过节，再加上为人耿直，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手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
但是，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他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碍。
图：周恩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
顺便一提的是，陶铸当时对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确实不大买账，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她，当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在文革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层中是少有的。陶铸曾对他的妻子谈起过这一点：“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让他主持批陶会议的目的，不光是杀鸡给猴看，而且也是在政治上对他的考察。同时，他心里也很清楚陶铸是在代自己受过。的确，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他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成为周的得力助手。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
从内心说，周恩来是很感激陶铸对他的支持的，也愿意身边有这样一个人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当社会上出现炮轰陶铸的浪潮后，他一直明确采取保的态度，舌焦唇敝地劝说造反派不要这样搞。
比如，当北京医学院红卫兵因陶铸曾出面保过卫生部党委而包围中南海，要求揪出“暴发户”陶铸时，周恩来曾几次出面做工作，说：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但是，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援之以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露了周在政治上明哲保身的为人，是欠了陶铸账的，而他本人也很快便尝到了孤军作战的苦头。
在这次批陶的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出动，按照预先的布置，轮番上阵，向陶铸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场，江青、陈伯达和康生进行重点批判，为陶铸所犯错误的性质定调，给他戴上了两顶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和“刘、邓路线的代理人”。一个星期后，陶铸即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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