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您最初是如何开始研究工作的?
资中筠：我第一站研究工作是在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不久。我原来在对外友协工作，也是外交部下属机构。我主动要求调到研究机构，但当时又不让脱离外交部系统，所以先到那个研究所。那时在外交系统从“一线”到研究所通常被认为是一种 “贬黜”，我是第一个主动要求去的。
我事先了解到那个研究所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国际问题研究的资料收集最全，管理最好。可以看到美国国务院历年解密外交档案和美国国会辩论的记录。这都是非常宝贵的材料。但因为研究所只研究当前的问题，很少有人去看几十年前的档案。我去了之后感觉如鱼得水，天天在那儿看档案。当时，只有两个地方有特权引进这种档案，一个是外交部，一个是上海复旦[3.18 -1.55%]大学，因为复旦大学在文革时被定为培养工人大使的地方。
人物周刊：后来您怎么去的美国研究室?
资中筠：有一次出国，我在飞机场碰到了李慎之。这是我第一次碰见他，当时也并不太知道他。他好像听说过我。因为我在研究所时，根据所看的档案，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文章，说明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发表时碰巧中美正在进行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谈判，引起了非常大的注意，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我们就在飞机上谈了一通，谈得很投机，都对当时我国对外面事物的闭塞和外交的僵化有许多意见。我当时觉得很吃惊，职位这样高的老干部，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竟然那么开放。那时他刚筹建美国研究所，他就说你上我这儿来吧。不久，我俩合写了一篇关于台湾问题的文章，在美国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我通过很多争取和努力，就去到了美国所。
人物周刊：您在美国所的感觉如何?
资中筠：我受过很严格的外事工作训练，特别守纪律，写东西的时候比较小心。所里老跟我说，你用不着这幺小心，要宽松一点。领导比我还宽松，我当然就舒服了。我记得李慎之跟我说过一句话，你不要怕人家说你不爱国，你绝对是爱国的，你写什么都是爱国的，所以用不着老在那儿想着“站稳立场”。他把我这个束缚打掉了，使我去掉八股气，回归自然的文风。我觉得在无形之中自己的思想解放得益于他。我在领导美国研究所时很强调用对待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研究美国，而不仅是对待一个超级大国。这虽然不是他的意见，但也是我到了美国所以后视角改变的结果。
人物周刊：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管做哪方面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特别关怀现实。
资中筠：可以说百年来每当出现新的变革，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产生一种希望和理想。从辛亥革命到北伐，到抗日战争胜利，然后到1949年，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觉得自己的命运跟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时代的开始，大家都升起一种希望，觉得国家又有希望了，大家又要做一番事业了，然后在现实面前又失望。不管他的主张是什么，人们都在想到底国家应该怎么走?那时候大家都心气儿特别高，这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情。
人物周刊：李泽厚评论90年代时，说90年代是一个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年代。
资中筠：我觉得90年代的学术非常浮躁，学问家并没有凸显。如果是指的类似乾嘉时期因避文字狱而埋头训诂那种学风，并没有出现。当然，以中国之大，这些年人文社科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而这些著作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思想上有新的深度或创见。真正有深度的学术很难与思想分开。也不能说思想家淡出，因为后来还是出现了一些到现在为止思想还相当活跃的人。当然不一定成其为“家”。
我觉得是思想分化了。有一些人功成名就，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越来越透彻。分化的主客观因素都有。我经常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那么现在我觉得，功成名就的人是淫于富贵，生活比较艰苦的人是移于贫贱，放弃了理想的追求。另外也还有一种无奈，觉得那个势力非常强大，没有什么用处，做一些事情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屈于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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