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这次访谈中，更加系统地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所指出的通胀和腐败可能影响中国稳定、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这两条，应该是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可是，如何将温家宝的诉求形成一个共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则让人颇费思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哪里寻找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一文中认为，中国的政改滞后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中国不是没有改革的话语，而是改革者缺失改革的具体政策和实行政策的能力。由于中央改革权威的弱化，中国社会已经犯上了一种“改革疲惫症”。谁都在谈改革的重要性，但结果是什么行动都没有。久而久之，还有谁再相信改革者的改革话语呢？第二，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共产党体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思想共识和动员能力，一旦党内达成共识，就可以动员各方面的改革力量达到改革的目标。如果动员能力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集体共识的缺失。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实际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很多人早就开始怀疑党中央的权威。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这种微弱的声音也经常导致社会上一些人对“这种声音是否代表中央”的怀疑。第三，正如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样，政治改革的困局也说明了中国的既得利益已经强大到何种程度。既得利益力量大得很，一旦改革触动它们的利益，它们可以阻止改革共识的形成，可以阻止改革共识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更可以阻止改革政策的执行。
郑永年呼唤中央威权，“执政党”“要重新确立自身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以形成改革共识，这自然是有道理的。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改革开放 3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改革因此才能取得如今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这个角度来说，温家宝接受采访所谈，以及此前多次讲话中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回应的是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不需要特别呼唤，只要回应民间的诉求，威权自然而然就重新确立。改革需要共识，庙堂之高的共识需要，江湖之远的共识也更加不可忽视。而上下互动，使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共识一致起来，“改革疲惫症”才能治好，温家宝所呼唤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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