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共的舆论管控，这个事情成为众矢之的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从历史上看，这个政党曾极其善于宣传自己。在延安时代，几乎就凭借老毛的一只大笔外加几个外国记者的配合，就把自己的声音传遍世界。彼时，在中共的宣传鼓动下，一大批进步青年更是不畏艰险，突破封锁奔赴延安，主动接受中共的政治动员。也正是这样一群看起来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在经过共产党的思想武装后，先后取得了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的胜利，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尊重。
但美好总是短暂的。随着中共建政，在消除了威胁统治的内忧外患之后，这一切似乎戛然而止。接下来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和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几乎把党内外的不同声音消灭殆尽，中共宣传部门从此垄断了国内政治的发言权，并开始不停强化舆论监管。
针对这种现象，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共深知舆论宣传工作之厉害，中共自身也已经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了执政党，历史经验加上自身角色的转变使得中共不愿意、也不敢放开舆论管控。但更深入的观点认为，中共的做法完全是出于自身的政治理念，是中共的政治信仰决定了其在媒体舆论管控上的强硬手腕。
后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那里，媒体及其行为已被定性为意识形态范畴，被根深蒂固地刻上了阶级属性的烙印。在中国，一起被打上阶级烙印还有枪杆子和钱袋子，这三者一体稳定着中共的统治基础，任何指望中共会主动放弃的想法都无异于天方夜谭。了解这些，将有助于评估要求中共放开舆论管控的可行性，而这正是西方媒体和海外民运的梦想。他们是如此强烈地要求中国建立类似西方国家的自由媒体制度，以至于把中共的舆论管控视为专制独裁的象征。
实事求是地说，这种随便戴帽子的做法并不公平。因为即便是在鼓吹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也一样有着舆论管控。那些所谓的自由媒体，其实质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者这个“钱袋子”基础上的“笔杆子”，反映的也是某一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是另一种形式的管控，所以与其说舆论管控是中共的独裁象征，倒不如说是两者执政理念不同。
对于试图讨论舆论管控的人来说，首先要明白两个重要论断：其一，舆论管控不见得就代表了专制独裁，西方国家也有舆论管控；其二，除非共产党垮台，或者能证明舆论管控与阶级属性无关，否则期望中共放开舆论管控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这正是西方媒体和民运们心情纠结的所在，因为前者否定了他们的立论基础，而后者则近乎毁灭了他们的美梦。在此背景下，这些人除了高喊口号要求中共放开舆论管控并鼓励民众造反之外，在策略层面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
对于中共来说，因为舆论管控具有完全的政治正当性，这样的声音可以完全不予考虑。虽然有愈加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和潜在危机存在，也还远远不足以威胁中共的政治生命，中共尚有充足时间实施意识形态领域的改良运动。
事实上，中共在这方面也正在加紧行动。在胡锦涛提及文化改革前后，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动作就一直没有消停。从中共的部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到文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中共的意图明白无余，就是希望通过改革，改变中共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局面，恢复中共在舆论宣传上的活力，摆脱令人讨厌的八股官腔和空洞无聊的说教。
这是一个好现象，但仅这两项措施还不足以扭转中共在舆论管控中的被动局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媒在脱离市场之外的另一严重失误就是愈来愈成为官僚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傀儡，鲜少体现社会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声音，有些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属性，这不仅使得的舆论管控失去了原本具有的正当性，也引发了中共、政府，包括官媒自身的信任危机。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更深层次入手。作为舆论管控机构，就要和既得利益集团保持距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重构，敦促官媒回归本位，使其真正反应民众的愿望与呼声，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摒弃舆论管控中的官僚主义思维作祟，摒弃极其愚蠢的“引言获罪”做法，尤其是不要禁锢媒体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底层民众的诉求，给不同群体以合理言论空间。
不要忘了，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舆论管控中的僵化与教条只能激起人们的排斥与反感；不合时宜的“砌墙”只能带来“翻墙”的欲望和推倒这面“墙”的挑战。在这个时代，舆论宣传的对象也已经超越国界，现在正在展开得是一场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战。对于中共的舆论管控者来说，只有占领制高点，才有可能赢得与西方的这场话语权争夺战。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