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之初，鉴于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已不能正常向中央反映情况，中央就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工人日报社、中央办公厅、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放军政治学院，以及各军种、各大军区选调几批共200多名干部，组成了中央文革记者站。这些干部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等报刊记者的名义，派驻到全国名省市区所在城市、问题突出的中小城市、重点工矿交通企业、商贸口岸和农村社队，调查运动和生产建设情况，直接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使中央及时观察和掌握全国情况。
这个记者站后期，因人手不足，又吸收了一批在校大学生，作为通迅员和联络员，协助记者调查采访，整理摘编上报各地来京人员的汇报材料，接待上京汇报人员。记者和学生调查采访的层面，基本涵盖了全国各个行业。
记者站是中央的文革动态调查机构，名义受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办事组）领导，中央领导经常亲自过问，具体指导。毛泽东、周恩来仔细审阅了记者站印的《各地动态》、《快报》、《简报》及记者信件，做了大量批示。批示后的材料，有的做中央文件下发，有的加上按语，配发社论，在“两报一刊”上发表，指导运动。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人，抓记者站的工作更为具体。他多次接见记者站全体人员，做重要讲话，交代任务，为记者确定工作方针、原则，及时纠正记者工作中的问题，还多次听取记者口头汇报。他让记者参加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会议，了解中央的精神，汇集上报与会人员反映的大量情况，还派记者去接待群众，制止武斗，做各地群众大联合的工作，给被围攻的领导干部传达中央的指示。中央文革其他人，如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以及刘志坚、谢镗忠、穆欣等也对记者做过指示，下达任务，听取汇报，还审查过记者的稿件。这些记者接触的上层情况是多方面的。
记者始终处于运动第一线，下到最基层，他们参加中央的会议，各省、大军区常委会议，更多时间则是在工厂车间、农村田间地头、各派群众组织之中、关押干部的“牛棚”和武斗现场……广泛接触党政军民学各界，各种职务、各种观点的人。在这些人中，既有群众组织的成员，也有被斗的领导干部和军队“三支两军”人员；既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和逍遥派，既有中上层人员，又有大量最基层的普通人。他们既调查文革运动，又了解生产建设；既了解正面经验，也调查负面问题。记者接触广泛，视角独特，见闻丰富多彩。报道中的观点，因受文革指导思想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多有片面、偏颇之处，但调查报告中列举的事实，基本是符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记者是文革重要事件的见证人。
当年的这些记者现在大都七八十岁了，他们想趁身体尚健、记忆尚好，把自己的见闻撰写出来，公布出去，不使其散失、湮灭，以供研究。他们的当时笔记本大都已上缴；当年写的东西，存在档案馆里还没解密。现在只能靠回忆和手头的有限资料进行写作。写出的材料，虽不足当年见闻的百分之一二，也应对文革研究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此书由当年的记者肖健卿、李近川主编。因涉及当时的29省市区的26个省市区，计划出版三册。中共党史出版社拟出的第一册，收录正文23篇，附文4篇，包括记者站的沿革、文革大事的起因、发现调查“五一六”集团的经过、地方一些重大事件的经过、阎红彦之死、刘结挺和张西挺的问题、文革中的许世友、林江集团的破坏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情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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