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国民党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先是“悬赏通缉”他，未果之后，又由中统的张冲、黄凯伪造了这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刊登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间的上海各报上。而在此之前两个月，周氏早已秘密离开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为了反击国民党伪造的启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采取了当时所能采取的各种措施，间接或公开地进行辟谣。甚至远离上海的中央苏区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作为参与核心决策的局内人，周恩来对这场“抓叛徒”风的矛头所指自然有所了解，因而对事情竟然搞到自己的头上来，一时有些措手不及。特别是江青杀气腾腾的架势，更是让他感到来者不善，精神上压力很大。周很清楚，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人证物证俱在，况且他本人早已在延安整风期间原原本本地谈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毛泽东的态度。倘若毛决意要整自己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再怎样为自己辩白，也是在劫难逃。
不过，周恩来相信这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因为扪心自问，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对文革的态度上站稳立场，在政治上努力跟毛走，并无二心，毛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做。鉴于这个问题事关他的政治生命，周不敢拖延，决定直接向毛申述此事，为自己讨回清白。
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断然的否认，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一天，周氏放下了自己手头上所有的工作，亲自查阅了由工作人员从北京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中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不仅如此，他还留了个心眼，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有关的报纸一一拍照下来，印制了多份，以防原件被人销毁。
随后，周恩来又连夜写信给毛泽东，附送了登载有关“伍豪启事”的报纸合订本和他本人所编写的《大事记》，在信中详述了所查证的情况，为自己作了辩白，说： “伪造启事和（中共临时中央─作者注）通过申报馆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并表示：“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毛泽东此时并无意整周恩来，但也不想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控制他的机会。对周在文革中的暧昧态度，毛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虽说不高兴，但因为需要依靠他应付乱局，所以一直采取某种容忍的态度。深谙统御之术的毛知道“伍豪启事”是一个可以随时在政治上做文章的题目，藉此足以把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令他俯首帖耳。为此，毛对“伍豪启事”问题故意不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令周恩来十分失望。本来，他寄希望于毛能够凭藉其一言九鼎的地位说句公道话，迅速了结此案。但结果却相反，非但没有在政治上还他一个清白，而且还被留此存照，作为一桩悬案挂了起来。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更令他感到心寒的是，毛竟指定由中央文革掌管这部分材料。这不啻是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他本人的政治命运，随时可以藉此事兴风作浪。
事实上，江青早就握有周恩来的把柄，手里存有一些周本人写的检讨条子，动不动就以此来要挟周。她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洋洋得意地对杨成武、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总理的材料。这回，在得到毛泽东对“伍豪启事”的批示后，江青更加有恃无恐，自认为掌握了周的一大把柄，因而更不把周放在眼里，处处为难他，态度益发放肆无礼，出言不逊，摆出文革老板娘的架势对周呼来喝去，胁迫他为自己跑腿办事。
在这种情况下，惧怕晚节不保的周恩来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地与江青周旋，看她的脸色行事，对江青的骄横霸道和胡作非为则忍气吞声，屈从附和，在政治上作出种种迁就、退让乃至逢迎吹捧的举动，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伍豪启事”从此成为周氏晚年的一大心病，余生一直笼罩在这一阴影之下，挥之不去，是他对自己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
毛泽东对“伍豪启事”不置可否的态度，江青心领神会，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周。她利用毛决定在《五·一六通知》一周年之际公开发表该文的机会，暗中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倒周活动。中央文革通过各种渠道向造反派组织吹风打招呼，进行“路线交底”，暗示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即将从中央揪出的大人物会“吓人一跳”。
从五月中下旬开始，许多造反派组织四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大造声势，在社会上掀起了炮打周恩来的浪潮。他们宣称：“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不仅要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且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周恩来是老保，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其中外事口闹得最凶，提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已由学校转移到外事口”，“要打倒陈毅，就必须动一动周恩来”，大有不扳倒周恩来誓不罢休的势头。
在这种情形下，后来在中国政坛上扮演特殊角色、人称“两位小姐”的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这弄得毛有些哭笑不得。因为他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本意，是想给翦除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提供思想武器，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整到了周恩来的头上。这种干扰和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搞法，是毛所不愿意看到的。
为此，毛泽东明确表态不同意这种搞法。五月二十九日，他对王、唐二人的来信作了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作说服工作。”江青虽然不情愿，但既然毛表了态，也不得不敷衍搪塞一下，于是由中央文革出面接见了外事口的造反派，不着边际地放了一通空炮之后，便草草收场。这样，总算是多少刹了一下社会上倒周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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