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反腐第一剧”的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经历一年的艰难求生获得中共高层首肯后终于走红，它以真实反映现实曾被坊间调侃须“赶紧看，不看以后就会封杀了”，而它也正是在2009年首演后顶住了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压力取得今日的瞩目地位。
直面现实的另类主旋律
中共官方的评价是，这部“献礼建国60周年”的主旋律话剧，以其犀利大胆的台词，直刺当下社会的黑暗内幕和共产党内部的腐败现象，创造出“另类”的主旋律风格。“好就好在说实话，勇敢在说真话”。
该剧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了社会转型期中一家三代人的困惑与坚守，毫不掩饰地揭露当今社会权钱交易的现象----除夕之夜，退休高官何光明的小儿子何晓明因非法集资败露，决定在逃到美国前陪父母度过最后一个除夕，而揭发者竟是自己的外甥小剑；大哥何大明期望弟弟主动向当局坦白，自我救赎；二哥何二明对社会黑幕深恶痛绝，但为生存不得不跻身其中，良心备受拷问。在这个本该团圆欢庆的夜晚，何家三代却面临着金钱与信仰、坚守与背叛、正义与亲情的残酷抉择。
《这是最后的斗争》剧照。
剧中人物何二明历数社会腐败黑幕：“这有什么呢，不就是那个什么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官商勾结，暗箱操作，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收红包，拿回扣，包二奶，养小蜜的事，那都是电视和互联网上比比皆是的事。”剧中人物周小剑痛斥：“在我们乡下，凡是好事都被那些乡里县里领导的儿子、孙子和七姑八大爷占着。别人不敢开的矿他们都敢开，别人不敢伐的树他们都敢伐。老百姓要想告他们，公安法院全都跟他们勾着，没处申冤啊！”又如：“那时候（改革开放前）天是蓝的，没有那么多污染，理发店是理发的，医生是不收红包的，学校是不挣钱的，照相是穿衣服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这样写实诙谐的台词令观众每每会意地大笑并鼓掌。
该剧不仅在格调上堪称“另类”，表演与人物塑造上也不同于一般主旋律话剧。吴晓江说：“这个戏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复杂，比如说，大家明知何晓明携款潜逃是不对的，但对他又深怀同情，对老爷子的正直和耿耿于怀既感到他很傻，也觉得很可爱。”但刘铁刚并不认为这部戏“另类”，“现在大家都弄非写实的戏，而我们这部戏恰恰是最传统的写实的戏剧，反而另类了。”
最开始，《这是最后的斗争》并非一部被人看好的话剧，因为没有“大牌”导演，没有“话题”演员，也没有“应有”的炒作和铺天盖地的媒体头条：2009年5月份该剧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
它的开场，一片安静。演了两场后，坊间以讹传讹，传出个笑话：“这个戏赶紧看，不看以后就会封杀了”。
一年后，它被观众誉为内地20年“最大胆说真话”的舞台剧，是近年来话剧舞台上的“中国反腐第一剧”。自在北京多轮演出以来，观众评价该剧台词有股“狠劲”，“太真实”！目前，该剧已经完成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巡演，接下来将深入内蒙、安徽等内陆省区演出，甚至筹划2011年10月到2012年 5月间在美国百老汇上演。新华社下属《国际先驱导报》称，“某种意义上，在商业和票房论至上的今天，《斗争》所遵循的，依然是早年中国话剧的匠人精神和原始传播路线----它指向的是这个社会一直以来存在但却始终被人忽视的现实脓疮。也因此，它能够直抵人心。”
历经修改终获中共肯定
其实，《这是最后的斗争》的诞生与一顿年夜饭有关。2007年春节，解放军总政话剧团团长孟冰和妻子去朋友家凑热闹。除夕夜，朋友家里热闹非凡，老中青三代满堂，大家就社会现实和各自生活聊天----就是在那时，一个关于三代同堂信仰和理念冲突的创意种子，在孟冰的心里萌芽----成长于革命家庭、从小接受红色教育，但也因此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更为激烈价值观念冲突，这也许是催生孟冰内心表达欲望的意识背景。
自此，孟冰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思考。他为剧本定名《这是最后的斗争》，其间九易其稿，最终落纸4万字，到首演前，修改更是不计其数。最终经过6周排演，2009年5月1日《斗争》正式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首演。但为了能够顺利首演，剧组甚至最终决定将《这是最后的斗争》更名为《大过年》。
该剧导演吴晓江说，“当时我们觉得名字有点太激烈了，现在都讲和谐。”而孟冰则称：“当我得知剧院改名为《大过年》时，我是不同意的，这个名字不足以概括和统领这部戏的思想内容。”国家话剧院尊重了他的意见，第二轮上演时，改回原名，只不过加了个副标题：又名《大过年》。
孟冰并不觉得这部戏难写，“难的是把握分寸” 。在写作之前，他就意识到，这部直面当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戏肯定会受欢迎，但令他吃惊的是，排演过程中因遭受压力而不断做的那些改动。“大家小心翼翼”，他形容道。
第一轮演出后，这部现实主义的话剧锋芒毕露，因而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该剧制片人刘铁刚说：“一开始是很艰难的，因为媒体一开始不敢报道，拿不准报道尺寸，写了也担心会被主编毙掉。因为上面还没有明确表态。”
刘铁刚坦承，自己第一次看剧本时觉得这个剧很生活，但同时也担心写了这么多党内腐败和流行段子而对观众有误导。但后来一想，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何二明（剧中人物）所说的话也很正常啊，我们手机上的短信和庸俗的段子，不是今天的现实吗？
“老百姓是有所甄别的，不会完全去附会，艺术家大可不必在这点上紧张。”
当这部戏的口碑流传之时，剧组决定去天桥剧场、中国国家大剧院加演。同时，“中国国家话剧院诞生了一部能让老百姓们争相观看的旷世剧目”的消息也传到更多的中央领导耳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等高层相继观看。李长春对《斗争》的评价是：这部话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的好教材。
获得高层肯定后，这部剧命运似乎得以改变，并在其后创造了50多场的演出纪录。
但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导演吴晓江坦承：一边演一边改，甚至多次修改规避风险，“起先只是在剧本细节上不够合理和准确的地方做了修改。很多人很喜欢但又担心这个戏会被毙，我们就软化了过分敏感和容易引起误解的词，后来有更高的国家领导人要来看，先派副部级的领导来看，为了避免敏感和引发争议，后来又改过一次。”
刘铁刚关于剧本修改的说法则是：“修改是从人物是否真实立体和观众认知方面出发。原来消极的东西多了些，有些人物太偏激了，例如老二上台就说风凉话，不太符合现实生活，一个人坏不是什么都坏。后来我们就增加了一个情节：老二为了缓和跟父亲的矛盾，他想了一宿，想到了共产党的好----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很牛，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又开始讲不好，老爷子又生气了，戏剧性就出来了。”
而孟冰认为他所塑造的人物都是具有性格、美感的正常普通人，何二明这个人物也不例外，他的言行激烈是因为“他的内心冲突最激烈，因为他内心是热爱这个国家、这个家庭和父辈的，但是他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所以内心矛盾比别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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