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担任空军司令员、军委看守小组组长，并开始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这一段是总理最苦闷的时期，他那时情绪不高，很沉默。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我当时既佩服总理真有涵养，又为这样一个老革命落到这步田地感到心寒。
其实，吴法宪并不大了解周恩来这样退避忍让的心机，倒是毛泽东明白这一点，同时也觉得江青闹得太不像话，于是传话关照周说：你不要怕江青，她不对的，你要挺起胸膛跟她斗。对江青，对的我支持，不对的我反对。你总理无非是有几个条子存在她手里，你就怕这个？这里，毛泽东一语道破了周恩来的心病，并将了他一军。不过，毛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正是由于毛的放纵和对“伍豪启事”的态度，江青才敢骑在周恩来的头上大发雌威。对此，周心里有难言之苦，不便明说，因为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以及毛、江两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如果真的按照毛所说的话去做，挺起胸膛跟江青斗，到头来很可能落得和陶铸一样的结局。
不过，在保陈毅的问题上，周恩来却竭尽全力，毫不退让。这和他在保贺龙时的态度形成明显对照。与其说这是周更偏护陈毅，不如说是他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多年来，周氏一直主管外交工作，陈毅是他的得力助手和搭档。他很清楚，一旦陈毅被打倒，造反派就势必顺藤摸瓜，殃及他本人。连毛泽东也看出了其中的名堂，他在事后就向周直截了当地挑明了这一点，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因此，周决不能置身事外，撒手不管。
此外，陈毅在党内的人缘不错，既无山头，也未树敌，与林彪、江青两大势力没有历史上的积怨和现实利害冲突。他只是生性率直，好发议论，在文革中屡屡放炮，抨击时政，在党内外群众中很有影响。这令毛泽东十分恼火，所以有意把陈毅交给造反派，采取“打而不倒”，“烧而不焦”的办法，好好教训他一下。毛的这种态度，让周恩来在保陈毅时有了底数和可以凭藉之处。
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周恩来就尽力保陈毅过关，曾多次接见外事口和军队院校的造反派，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劝说他们不要揪住陈毅不放，说：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一肚好心肠，就是有时说话“走火”。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强调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是“搞错了方向”。在一月夺权以后，他更是煞费苦心，再三修改了陈毅的检查稿，并亲自坐镇主持国务院召开的万人大会，保陈毅检讨过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然而，陈毅并没有因此“安分守己”。他本性难移，对文革运动中种种乖谬的搞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而不断惹祸。陈毅在检讨过关后，却又在接见造反派时翻悔，说他作检讨是江青逼的。然后又在“大闹怀仁堂”中充当主角，翻出历史旧账，把文革运动中的整人与延安整风相提并论，触到毛泽东的痛处。毛一气之下，责令陈毅请假检讨，清理思想。
陈毅这种不断惹祸的作法，让周恩来在政治上十分被动，不得不降低保陈的调子，转而同意对陈毅“一批二保”，同时有意和他保持距离，以免惹火烧身。像前述在五一节之后“警告”陈毅等人的那封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不过，周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始终不松口。无论造反派如何软磨硬缠，他都死守住这一条：陈毅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但决不同意打倒。他多次强调说：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一直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
但是，造反派自恃背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根本不理睬周恩来的劝说。他们借“反击二月逆流”的形势，对陈毅大张挞伐，批陈的调门越来越高，直至提出“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七月中下旬，外事口的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组成“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静坐示威，声言：不把陈毅交给他们批斗，决不收兵。这种搞法严重妨碍了文革期间仅有的一点外交活动，一时间成为西方各大新闻社争相报道的题目，有损国家的形象。为此，周曾几次出面劝阻，责令他们撤出，但都无济于事。
与此相反，中央文革一干人却蓄意推涛作浪，轮番前往慰问“揪陈火线”上的造反派，称赞这是“革命行动”，公开与周恩来唱对台戏。更有甚者，刚刚因武汉“七 ·二０事件”而在政治上出足风头的王力，在八月七日专门召见了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对外交部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发表了意见，极力为造反派撑腰打气，而且露骨地批驳了周恩来对外交部运动所一再坚持的观点，说：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揪陈的大方向当然对。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并公开挑动造反派去夺属于中央的外交大权，说：部党委的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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