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人骂死人，骂得对不对？
孔庆德（１９１１），一九五五年授中将，一九五五年秋后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七一年三月至七五年兼任湖北省委书记，一九八二年离休，目前身体状况尚好。
李迎希（１９０２－－１９８１），一九五五年授少将，一九五五年春组 建武汉军区时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九八一年去世。李虽为少将，却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此情况在全军罕见。李虽为少将，却是行政六级，也是全军少见。六七年二月后因文革中的问题停止了工作，至七四年解脱，七五年整军时离休。
２００１年１月，《一代将星孔庆德》一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书的封面没有署名作者，在后记中有编写者的名字：屈德骞 郑珠滨。该书是个传记，写的是孔庆德的生平事迹。该书在文革的章节中不点名地提及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搞“夺权”，影射李迎希同志。
２００１年５月，李迎希的子女写信给广州军区党委（武汉军区撤消后，湖北归属广州军区），提出《一代将星孔庆德》一书中对其父的描述是捏造和歪曲，同时是违背文革后党组织对李迎希所作的结论的，要求广州军区查处。广州军区告知李的子女三点：一，《一代将星孔庆德》一书中如有问题，由作者文责自负；二，既然书中未点名，就不要对号入座了；三，如有争议，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解决。
李迎希子女于２００２年初开始委托律师进行调查，同年四月广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给予复函：该书“是孔庆德同志自筹资金，委托广州军区武汉离休首长服务处有关人员撰写”，希望双方协商采取私下和解。李迎希子女委托律师找武汉离休首长服务处联系协商问题，被推拖、拒绝。
２００２年６月，李迎希子女向武汉市武昌区法院起诉孔庆德、屈德骞、郑珠滨和解放军出版社损害其父名誉权，要求被告公开承认错误，消除影响。武昌区法院认为案情特殊，移交武汉市中级法院。市中级法院未正式立案，只进行调解。因调解不成，中级法院写报告给湖北省高级法院。省高级法院批示：由武昌区法院审理该案。此后，武昌区法院又进行调解，仍不成。
２００４年９月，广州军区武汉离休首长服务处副处长王鲁江提出，希望李迎希子女能撤诉，并透露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俞正声关于“不要让孔庆德承认错误”的批示。李迎希子女说，不相信俞正声会这样说，否则，岂不是为这个官司定了调子？然而，后来武昌区法院就是判李迎希子女败诉，其判词明显颠倒是非、自相矛盾。
武昌区法院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不公开开庭的方式审理了该案─原告在开庭前表示应公开开庭，但法院仍依照被告的要求采取了不公开开庭的方式。被告方由孔庆德的女儿和一名律师代表孔出庭，孔的另一位女儿和律师代表两位编写者出庭，解放军出版社派来代表出庭。原告方出庭的是李迎希的三个子女及律师。同年８月９日，武昌区法院判决李迎希子女败诉，驳回其诉讼请求。
◇ 历史上相关事实（上）
《一代将星孔庆德》中所谓李迎希“夺权”，是武汉军区在文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缘起与李迎希和陈再道、钟汉华之间的矛盾有关。
文革前夕，六六年初的军区党委常委交心会中，李对陈、钟有很多批评。六六年春，兼任军区第一政委的王任重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武汉军区领导班子不团结。毛向王要了有关材料去看过。
文革后，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同地方一样开展运动，及六七年元月初军委指示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武汉军区机关和领导受到冲击。陈、钟在军区常委会上提出：有关文革的问题，首先由军区文革办公室解决，解决不了由副司令、副政委解决，再解决不了才找陈、钟。李表示异议：应在军区党委领导下解决问题，党委书记（陈再道）要挂帅，文革办只是党委领导下的工作班子，我们（指副司令、副政委）也是在党委集体领导下去做工作。但是，后来实际中基本是按陈、钟的意图行事。当时常委会分配李迎希负责后勤系统的文革运动，之后，李迎希接见后勤系统搞运动的群众都是由军区文革办安排的。
在５月３０日庭审中，孔庆德方的证人证言说，当时所有军区常委受到造反派冲击，唯独李迎希没有受到冲击，说明李迎希是支持造反派的。李迎希子女说，当时李迎希也受造反派冲击，只是军区大院基本没有群众揭批他的大字报；但没有被群众贴大字报的常委并非李一人，不能以是否受到群众的冲去来确定是否支持造反派，以至确定是非。
六七年一月上旬，陈再道、钟汉华到北京参加军委会议，并委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叶明在陈、钟离开这段时间临时主持党委工作。此时前后，军队文革运动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在陈、钟离汉前，信阳步校的造反派到军区大院，要求孔庆德接受对他在信阳步校搞“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陈再道听了文革办的报告后，让唐金龙副司令员陪孔一起去见群众，陈指示唐说：“你告诉他们，他们不能这么搞！”孔、唐见这些造反派时，唐严厉批评了这些造反派师生。但孔对这些造反派说，自己有“军事路线”错误，接受大家批判。结果，造反派将火烧到唐身上，将原来准备给孔庆德的高帽子，转带到了唐金龙头上，并将唐的领章、帽徽扯掉。
当时，受造反派冲击最厉害的当属兼任军区文革办主任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造反派根据林彪批军队文革负责人刘志坚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结合本单位派工作组、压制群众等实际，猛攻吕，要求吕承认武汉军区也执行了这一反动路线。吕找军区常委（吕不是常委），常委们均不表态。吕很悲愤，说：“你们是舍卒保车”。
一月二十日，陈、钟打电话回武汉说：军委在查贺龙的问题，我们军区也要查有没有贺龙分子，开常委会查这个问题。当晚叶明召开常委会，李迎希听叶明讲了会议内容后说：“谁是贺龙分子？这个会不如不开”。叶说，还是按陈、钟的指示办。由于军区大院有不少揭批唐金龙与贺龙关系密切的大字报，会议形成的疑问集中到了唐的身上。唐在会上不满地说：“要从这里（指与会者）揪贺龙分子，那只能是我了”！会后数小时，即一日二十一日凌晨，唐金龙就在家开枪自尽。祸不单行，同日上午吕炳安死在军区第四招待所的客房，验尸结果：死亡是由于凌晨前后服用大量安眠药。
一夜之间，两位领导人身亡，引起人们猜测和议论，还出现种种谣言。有很多大字报说是“杀人灭口”，还有大字报讲有消息说下一个被暗杀的人是李迎希。造反派提出要揭开武汉军区“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了迥避造反派的质问，军区领导人纷纷走避。叶明的秘书王书正说，叶当时很少到军区，“一天到晚到处躲”。
唐、吕事件后，李迎希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再道，说军区机关和党委基本瘫痪，请陈、钟至少先回来一个，主持解决当前问题。陈说，还在开会，不能回去。李说，现在群众追问军区领导的问题主要是军区文革运动中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可否承认？陈说：“绝对不能”。陈要李学南京军区的张才千，造反派怎么闹，张都不表态。李迎希得知军委当时并没有开会（从后来的资料来看，陈、钟在北京的两个月时间中，两至三次会加起来的时间不足半个月），于是在一月下旬以个人名义给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内容是唐、吕事件后，军区机关、党委基本陷于瘫痪，请军委让陈、钟回军区主持工作，解决问题。而陈、钟则怀疑李要求他们回去是想让群众揪斗他们。分歧、成见、猜疑，导致将同志视为异己，甚至敌人。
一月下旬，军区副政委（军区党委副书记）张广才（１９００－１９７０）来找李迎希。此前，张广才因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经军区党委批准在咸宁养病。张听说唐、吕事件后军区大乱，军区领导中基本上只有李一人能去机关上班，于是从咸宁返回。张对李说：“武汉军区搞成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向军委交代哟！我不能看着你一个人这样顶着，我要帮助你”。李劝张说：“现在群众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出现唐、吕的事，情况很复杂，既然你己经停止工作去养病，何必再陷进来”。但张执意同李一样去机关上班。结果张一到机关就被群众提出的种种问题弄得头晕脑胀，没两天就住进了军区总医院，但张仍坚持在不看病时到机关来。
二月初，陈再道从北京打电话给在家的副司令员姚哲、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说：“你们身边有敌人，姚、孔、杨、韩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陈这里所谓的 “敌人”就是指李。此事被知情人捅了出来，并见诸于军区大院的大字报上。至此，军区领导班子分裂了。在此之前，李迎希虽与陈、钟有分歧，但基本上还是学张才千，把矛盾限制在党委内部；在此之后，李的言论则开始有些脱离这个原则。如在回答群众提问时说：“我在党委是受排斥的”、“如果军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有责任”等。李在群众中这样说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后来就把这些讲话，上纲说成是李煽动群众反军区党委，也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陈再道给姚、孔、杨、韩的电话是将与李迎希工作方法的分歧，推向质变的开始。“７·２０”事件以后披露：钟汉华得知李给陈的电话内容后，向陈进言：“李迎希建议军区党委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打倒你这个党委一把手”。
二月初的一天，军区动员部部长信俊杰向李迎希报告，军区大院驻进一个排，造反派说是来镇压群众的，双方争执起来，可能酿成流血事件。李问这个排是谁派的。信说是副参谋长张显扬派的。李问张显扬，张说是按姚哲副司令员指示派的。李让张、信请示姚。张、信说找不到姚。李指示张：暂时把这个排撤出去，明天请示姚后再定。这件事使两方面的人对李产生了误解：一是军区上层中有人认为李反军区党委；二是军区机关和院校的造反派认为李是支持了造反派。后来李被打倒后申辩说，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反对谁和支持谁的想法，那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今天来看，笔者认为李的申辩是有道理的：一，当时张显扬和信俊杰这些机关负责人找不到姚哲来处理此事，能够找到的军区领导人只有李迎希，李在此时处于难以迥避的处境；二，不能要求李当时可以下令这个排对那些造反派采取强硬措施，这种观点既不现实、也不客观，因为对军队造反派采取抓捕和拘押是军委于二月十一日制定七条规定以后才有的事情。李决定暂时撤下这个排，让张显扬找到姚哲后再处理，可以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
二月六日，李迎希接到军区党委办公室转达叶明副政委的通知：在礼堂开大会，在家的常委都要参加。《一代将星孔庆德》中描述此大会是李伙同造反派召开的（关于这一点，在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庭审中被告未拿出任何根据，所提供的六位证人完全不符合在此问题作证的条件）。虽然大会有一些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参加，但从军区领导主持和机关干部参加的情况来看，此会只能是军区党委主持召开的。大会开始是叶明副政委宣布军区党委关于机关停止“四大”、解散“战斗队”的六条规定。叶讲完后会场出现混乱，其原因是造反派说六条规定是“镇反群众的黑六条”。造反派担心受到“镇压”，说姚哲派兵镇压群众，“要求姚哲将作战工作交给李迎希”。李迎希当场表示反对，说：“我不能接这个作战工作，这是党委分工的问题”。大会中还出现有人要军区常委们签字保证李迎希的安全问题。是谁先提出的，目前有三种说法：《一代将星孔庆德》说是李迎希自己提出来的；为孔庆德作证的人说是李的秘书刘于准提出的；李迎希子女根据其父所讲，是群众提出来的，李反对，但大会很乱，谁也控制不了。
二月六日大会后当晚，军区文化部干事、职工（俱乐部放映员）约六、七人到李迎希家，要求李接见。这些人乘李的秘书上楼向李通报的空档，在桌下安装了录音机。李来后，这些人声色俱厉地指责李不接管作战工作就是不支持革命群众。李仍表示拒绝，解释说作战工作属党委分工，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后来在审查批斗李迎希时，这次李接见这些造反群众被说成是李同这些群众策划夺权，《一代将星孔庆德》说是“秘密开会，逼姚副司令员交出军权”。但是，第一感觉就是大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同文化干事、职工策划“夺军权”这种说法十分荒唐。
后来在批斗李迎希时播放这个录音，其中谈话内容有群众提：“你来接管作战工作，好不好”，李答：“好”；群众提：“你拿不拿得下来”，李答：“我指挥过七个军”等。以后在１９７３年１月６日武汉军委党委给总政治部的《关于李迎希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中将李的问题定为“反党夺权”，这个结论的唯一内容只有所谓“夺军权”，所依据的就是这天晚上所谓“秘密开会”的录音。
李迎希本人在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３年给中央、军委的申诉中提出，当晚被这些群众纠缠约三个多小时，后来批斗时先后放的录音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半小时左右，一个只有五分钟左右，都是伪造的。当时自己是十分明确地拒绝那些人要自己接管作战工作的，而批斗会中所放录音完全没有这些话。
李的申诉报告还提及，姚哲调来武汉军区后，军区党委相当长时间未给姚安排具体工作，“是我在党委主动提出将作战工作交给姚哲同志的”，“后我准备退休，向党委提出不再担任第一副司令员，并赞成姚担任此工作”，“由谁分管某项工作是党委集体决定的，不能由个人决定或‘夺权’，我为党工作几十年，对这个组织原则是十分明确的”。
据《一代将星孔庆德》称，二月六日大会当晚，也就是李迎希在家应付那些群众纠缠之时，叶明到了位于孝感的十五军军部，在那里打电话向在北京的陈再道、钟汉华汇报二月六日大会的情况。陈、钟向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做了报告，徐帅表态说李是“抢班夺权”。
此时徐帅和陈、钟并不知道二月六日晚所谓“秘密开会”及录音之事。认为李“夺权”，徐帅仅凭陈、钟的的看法，而陈、钟的看法也只来源于从电话中得知的二月六日千人大会上的情况。有陈、钟被武汉来电话误导的因素，而主要是陈、钟对李早有猜疑，这种猜疑决定了他们对有关情况的判断。历史地看，这当然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整体性的悲剧。
二月十日，中央军委给武汉军区电报：“请李迎希副司令员、张广才副政委立即来京，商谈问题”。当晚，李、张乘武汉空军派的一架飞机赴京。二月十一日后，徐向前和军委文革副组长王新亭在京西宾馆召集陈再道、钟汉华、李迎希、张广才开会。会上徐帅说：“军委八条命令下来了，为什么武汉军区还稳定不下来”。李迎希说：“群众说军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检查，因此还在闹”。徐对李、张说：“你们是做了群众的尾巴”。徐问李、张：“你们说要打倒陈再道？”李说：“我虽与陈司令有分歧，但没有说过打倒他”。徐说：“是谁说要打倒陈再道”。李、张说：“是群众这样提”。徐道：“群众？群众里面有坏人！” 在李反映军区的情况时，徐屡屡打断李的讲话。李对徐说：“你不要插我的话嘛！”徐拍着桌子对李、张说：“你们的问题是抢班夺权，你们要检查！”李打开毛主席语录念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徐说：“你少来这一套”。说完拂袖而去。陈、钟也随徐一起离开会场。
王新亭对还坐在会议桌前的李、张说：“你们呐，就是摆老资格。”李指着徐向前刚才坐的位置没好气地说：“谁有他资格老！”会后，军委办公厅通知李、张的秘书：徐帅指示，李、张二人不得外出，不得打电话及对外联系。于是，李、张在京西宾馆处于软禁状态。
据“７·２０”事件后揭露：在二月十日晚，钟汉华一直等待武汉方面的消息，当秘书报告说李、张所乘来京的飞机起飞时，钟鼓掌曰：“调虎离山成功了”。后来钟在北京的检讨中交待，让军委调李、张来京是自己出的主意。从有关情况来看，在扳倒李、张这件事上，钟起到了开球的作用。李被打“夺权”后写申诉报告说，自己在文革前批评陈、钟，但陈、钟记个人成见，文革中借机打击报复。事实上，陈、李之间即使有个人成见，也不深；而钟、李之间显然有较深的个人成见。文革前李曾批评钟：在别人给陈再道提意见时一味的维护陈，“象陈的小媳妇”。钟当面忍了这口气，李倒后公开说李是“侮辱过自己的人”。
有关资料显示：红四方面军的前身鄂豫皖红四军于一九三一年初成立后，徐向前是红四军参谋长，张广才是该军三十二团政委，陈再道是张广才所部排长，王新亭是三十团政治处主任，李迎希是该军二十九团营长，许世友是二十八团营长。孔庆德当时尚在国民党军队当兵，于三一年二月的“六安兵变”后投向红军。川陕根据地时期，张广才任四军政委时，陈再道在该军任师长。长征后期的三六年七月，陈再道任四军军长，李迎希和张才千时任该军作战科长和侦察科长。据《一代将星孔庆德》所述，孔当时是该军三十六团团长。以上这些人在红军时期都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部下，只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初期，徐向前未被派往鄂豫院前，王树声、李先念、许世友、陈再道等属黄、麻起义的一支；而李迎希属商南起义的一支，其领袖人物许继慎、周维炯等后来在张国焘搞的“肃反”中被杀害，李迎希当时己任独立师副师长，也被以“第三党”罪名逮捕，差点被枪毙，被战友保下来后，在四方面军一直得不到重用。抗日战争时期李迎希在１２０师，解放战争去了华东野战军，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时任山东兵团参谋长，连续几场大战下来，在华东的将领中声名鹊起。１９３８年，陈再道向刘伯承要了几个连，打出一个不小的冀南根据地，对这一成就，党内有“任穷之德、再道之勇”一说。孔庆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多数时间里是陈再道的直接下级。四九年三月，桐柏军区部队改编为五十八军，时任桐柏军区副司令员的孔庆德任该军军长，后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再道任司令员）。
二月中旬后，武汉军区党委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军区机关和所属单位进行整顿。其中主要是解散造反派组织、拘捕造反派骨干、对参加过造反活动的群众搞请罪过关。在动员进行整顿的机关干部大会上，孔庆德说：“李迎希想当司令，张广才想当省委书记，这两个老家伙这么老了，土都埋到耳朵根了，还这么有野心，在北京把他们打上手铐脚镣关起来了”。孔还说：“张广才根本不会打仗，他没有牙齿、镶金牙，就是不会骑马摔的”。
李迎希得知孔这些讲话很恼火：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甚至批判，搞这种人身攻击就不可以。“７·２０”事件后，己解除软禁的李迎希在首长宿舍院内与回家路上的孔庆德相遇，怒斥孔是“走狗”、“小爬虫”。孔连忙就走，说：“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过去，孔对陈再道唯马首是瞻，但对李也是很尊敬的，在军区领导人中，与李迎希来往最多的是孔庆德。但在扳倒李时，孔喊得最响，象报了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六七年四月初，军委文革副组长徐立清同李迎希、张广才谈话，李对被说成是“破坏军队稳定”、“抢班夺权”表示不满，徐立清说：“军队文革搞起来了，后来急刹车，确实不是能一下子停下来，陈再道、钟汉华对你们的问题看得过重了，你们回去在党委作个检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四月八日李迎希、张广才返回武汉，没有被安排参加作检查的党委会，而是保卫部门按军区党委决定将李、张软禁。军区多次召开机关干部会批斗李，因李不服，遭到过武斗。李问为什么搞武斗，被答曰：“你过去不是说要正确对待群众吗？你就正确对待吧”。李写信给徐立清反映自己回武汉以后的情况，没有回音和反应。“７·２０”事件后，李迎希到北京参加中央举办的军队干部学习班时，找徐立清问收到信没有？徐说：“我收到你的信后转给了肖华，肖华没有表态，我也没有办法”。
大军区中受文革冲击最严重的是武汉军区，主要原因是武汉“７·２０”事件。七月二十四日，陈再道、钟汉华去北京后被撤职；八月一日，姚哲、孔庆德、韩东山、叶明等军区领导到京参加学习班。八月上旬，周恩来在一个会议上听说徐向前于二月处理李、张的事情，指示通知李、张也来京参加学习班，并指示徐向前讲清楚此事。徐给周写了一封信，说当时陈、钟向军委报告说李、张搞夺权，自己并不大了解情况。信后附军委文革所做徐在京西宾馆召集陈、钟、李、张开会的记录。该记录上有一句话说：“李不让徐帅插话，态度狂妄”。李、张于八月十日左右到京后，在一次中央学习班会议上，周恩来进入会场见到坐在会场后面的李迎希，于是招手道：“李迎希同志！”李站起来后，周示意坐下。这时吴法宪跑来拉李坐到前排去，李把手抽开，说：“我就坐这里”。李于一九五零年任军委工兵副司令（当时没有司令），正值抗美援朝，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李常被周召去汇报和研究问题，是西花厅的常客。周对李的工作能力比较赏识。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