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故事我从小断断续续听过一些。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三十年在公安局和居委会监视下度过的岁月里，这是一段家人尽量回避的往事，尤其是不愿在我们面前提起，怕后辈一知半解，讲出去给家里惹来更多的麻烦。七十年代后期家族陆续移居海外，父辈人到中年再离乡背井白手兴家，感叹命运的捉弄，对逝去年华和机遇的愤愤不平，这更是一段让他们不愿回想的痛心和遗憾。
爸爸从来没有给我们细讲过这段历史，因为他总是乐观的，向前看的。以前那些让他觉得窝囊的，痛苦的回忆，他都不轻意提起。我们问起，他总是说“去问二叔吧，他记性好”。
最近我请二叔仔细讲了这一段故事，同时还印正考核了故事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的准确性，补充了细节，也更有连贯性。
二叔说他当时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天的最年幼的见证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成都的一个寒冷的清晨, 爸爸和二叔很早就被奶奶叫醒, 说是赶紧起来，跟爷爷乘飞机去台湾与三舅爷汇合。
三舅爷是奶奶的三哥，时任国民党河南省第七行政督察署专员，也在空军任过职，当时已经带家眷去了台湾。大舅爷田鎮南，曾任第二集团軍副总司令，兼三十軍軍長，台兒莊大战的主要将领之一，也带着第N姨太去了台湾。蒋介石，宋美龄和蒋宋孔家族大部分人已于五月乘“太康号”军舰去了台湾，九月蒋又辗转飞回成都，想守住四川。
但大势所趋，成都这座古城，在国，共，地方守城围城将领的共同努力下，幸免了战火的灾难。四面楚歌中，国军起义的起义，溃逃的溃逃。但解放军还没进城，成都成了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最后一个要点。
听奶奶说她当时还参与了说服相熟的国民党将领起义的工作，劝说当时任成都防守司令部司令的挚友鲁崇义将军起义，识时务者为俊杰，更免百姓受战火之灾。鲁爷爷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率部起义，成都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宣布和平解放。鲁爷爷后在重庆任解放军川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陈锡联）。以后一有机会到成都，他总会到家看望奶奶，文革后期我记事后还见过他好几次，他和奶奶说话都是神神秘秘的有上句没下句，当时我不懂，但知道他是奶奶最敬重的好朋友，后来才知道他的身份和当时的敏感性，隔壁居委会老太正把耳朵贴在墙上偷听呢。
四九年十二月对很多曾经跟随国民党的人和家庭，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转折点。是去？是留？爷爷奶奶当时也是很犹豫的。去，也许就不能复归，难舍亲人家园，奶奶尤其牵挂当时决定留在国内的她的二哥，二嫂和八个孩子。听说当时三舅爷已经为二舅爷弄到了去台湾的机票，哭着劝他离开大陆，但二舅爷为了种种原因，特别是舍不得国内的财产，工厂和机器设备等，执意不肯离开。留，变了天的中国将会是如何？共产党的天下会不会有容纳他们的地方？爷爷奶奶用能动用的财力物力和关系，弄到三张去台湾的机票, 等到最后一刻，决定由爷爷带爸爸和二叔去台湾。奶奶带姑姑, 三叔留在大陆。六十年后，我看了电影《2012》，看到电影里有钱有身份地位的人通过特殊关系买地球末日逃生潜水艇票的情景，联想到当年国民党随从买去台湾飞机票时，是否有同样的彷徨和惊慌失措？
十二岁的爸爸和十岁二叔在睡梦中被扶上了一辆军用卡车，爷爷用军用毛毯替他们盖上，颠簸中到了成都北郊的凤凰山机场。停机坪上只有两架飞机，机场没有保安团守卫，连一个警戎兵都没有，大概都跑了。爷爷说前面那架“中美号”，是总统专用飞机，后面是随从机。他们提了简单的行囊，登上了后面那架军用运输机。机上已经坐满了逃难的人，大家都神色凝重。在座位上等了很久，爸爸问祖父为什么还不起飞，祖父指着窗外的“中美号”说：“要等‘老头子’上了‘中美号’才能起飞，‘中美号’一起飞，国民党在大陆就完全结束了”。
“中美号”的机门下站着毛人凤，运输机机上有人说看见蒋的汽车队开进了机场，蒋介石和几个重要官员随从上了飞机；又有人说看见胡宗南也来了，也上了飞机；后来还有人说胡宗南和几个人又下了飞机，开车离开机场了。很多年后，才知道蒋下令胡留守西昌，五零年二月西昌失守，蒋因憎恨胡丧师失地以致全军覆没，下令坚决不准胡宗南回台湾，让他“与西昌共存亡”。直到三月，在属下“送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了指挥道德”的请求下，才默许派飞机到西昌接胡宗南。三月二十七日凌晨，一架运输机机离开西南边陲小城西昌向海南岛飞去，机上载着胡宗南和国民党最后一批逃离大陆的军政大员。
停在凤凰山机场的飞机终于起飞了。忽然听见有人在机舱了大哭大闹，要飞机回去。有人说他离家时提了两只皮箱，一箱装了美钞和金条，是到台湾后半生的生活享受保障，另一箱装了了心爱的黑胶绝版唱片，但这架最后逃生的飞机因为要汽油有限要限制重量，每人只准带一只箱子。匆忙中他提了其中较重的那一只，飞机上了天，才发现那箱是不值钱的唱片。于是哭闹着要飞机回去，否则他就要跳机。没人理他，可有谁知道他是在哭他的金条，还是在哭他被迫抛妻弃子背井离乡？
飞机在空中飞了很久才降落，一下飞机，爸爸就问：“三舅呢？”爷爷说：“这里是海南岛三亚，还没到台湾，因为飞机没油了，要在这里加了油之后，停一晚再继续飞。”原来因为预定运往成都的八千吨汽油在起飞前还没运到，为确保‘中美号’有足够的油飞到台湾，随行机只能暂停三亚了。
爷爷打听到三亚的城防司令是他以前的部下，很快联系上了，父子一行三人被接到了司令部，爷爷和蔡司令在一个水泥凉亭上喝茶。凉亭里放着一座巨大的高射机关炮，爷爷问他是不是用来打飞机的？蔡司令笑笑说：“是平射的，可以打到八公里远的山中土八路。”是指后来全国有名的琼崖纵队。五零年七月海南岛解放后，琼崖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
爸爸看到凉亭下面不远就是海边沙滩，就带二叔下去玩。还没走到那里，发现整个沙滩都在动，走进一看才知道在这原始沙滩上住满了无数只栖身在螺蛳壳中的小寄身蟹，一听有动静就立刻带着螺蛳钻进沙滩的小洞中。调皮的二叔脱下袜子来装寄身蟹，等再回到凉亭才发现连袜带蟹都不见了，爷爷生气的责怪他，蔡司令笑着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爸爸和二叔就成了三亚沙滩上的第一批游客。
第二天爷爷没有带爸爸和二叔上飞往台湾的飞机，他决定不去台湾。一来他不喜欢从政，这么多年来他只是弄了个国民党军需处处长职位，挂了个少将头衔，此时此刻更讨厌在国民党持政下的裙带关系中争一席之位；二来他觉得去了台湾就从此和奶奶分开了。他决定去香港，在香港这个当时是中立的地方先立住脚，再做进一步打算。几天后，蔡司令用军车把他们从三亚送到海口，又从海口坐小舢板上了一艘澳洲运牛大船去了香港，爸爸和二叔都记得他们一路上吐得很厉害，把想了几天才吃到的蛋炒饭全吐在船上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成都有一位尚在襁褓中的男孩，已经被抱上去台湾的飞机，又被换了下来，被彻底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他就是曾任国民党财政次长杜均衡的儿子杜九森。杜家在成都的杜老太太和五女一子，三十年受到非人的待遇，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七九年已到而立之年还在当烧锅炉临时工的杜九森，忽然被批准到香港，临行前向朋友们抛出了“没有斩龙剑，不敢下东海”狠话，引起了成都友人对他身世的好奇。八三年杜老先生在台湾去世，台湾当局不让杜九森赴台奔丧，杜九森乘香港到南韩汉城转机菲律宾中途硬闯台北海关，闹了一出“杜九森事件”，之后他写出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魂断台北》。听说出书后台湾和大陆的姐姐弟妹对他颇有微词，可能是怪他泄露了太多家庭隐私，也可能是不想旧事重提让结痂的伤口再被血淋淋地揭开，但这是后话。
十二月八日，作为四川省党部组织组长，“参议员”和“立法委员”的杜均衡，弄到三张飞台湾的机票，犹豫再三，带夫人儿子到了新津机场，已经上了登机的楼梯，杜夫人难舍不能同行的老母亲和五个女儿，执意要留下。当时时间紧迫没有思考的余地，杜老先生自己难以照顾刚满周岁的幼儿，匆忙中留下儿子九森，换上了前去送机的好友谢静吾。谢先生顶了杜九森的名字，在登记簿的1岁前加了个3，老天就这无无情的改变了杜家和谢家的命运。
接踵而至的是天翻地覆的厄运，杜老先生家父亲兄弟被镇压，夫人入狱。谢家也在毫无准备之下失去了丈夫和父亲，但如果谢静吾当时不走，作为三青团骨干国民重点培养对象，他肯定也逃脱不了被镇压的结果。三十年，杜谢二人生死不明，两家留在大陆的家人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三十年后，谢老先生以美籍华人的身份，奇迹般出现在杜家破烂的家门口，带来了杜老先生的家书，也找到了自己失散的妻女。杜家那时才得知父亲仍然健在，而且在台湾任财政次长。杜九森因此得以赴港，美之名曰和父亲团聚，到香港后才知道台湾对在党人士戒备森严，通讯来往都倍受监视，更得知杜老先生在台已另成家室，从而导致了以后一连串的悲剧。“杜九森事件”后，杜九森用笔名“九九”（也是他的小名），用“豁出去了”了的心态，写了自传了《魂断台北》，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九九因为自己九死而后生的经历，天不怕地不怕，杜老夫人怕他出事，多次打电话要当时同在香港的二叔“你劝哈九九嘛”。
四九年还有几位已经飞到台湾的官员，因钱财地位分赃不均等种种原因，又回到大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也因此走向了迥然不同的命运之途。
四八年，奶奶的长兄（我称大舅爷）带着他的“青天白日勋章”和姨太去了台湾，他的长子田联甲（妻子袁家瓓，袁世凯之六弟袁世彤之孙女），曾任河南省第八旅旅长，授少将军衔，没有意识到局势之紧张，执意不肯离开大陆。解放初期入狱要被镇压，执行名单上出现了两个同名人，一个是田联甲，一个是田联家，河南话 “甲”，“家”同音，这到底谁是谁呢？执行官为难了，决定将他由四川押回河南项城田老家让当地百姓辨认。这一来拖延了时间，上面有人知道了此事，指名将他提到陕西，被关押在西安战犯管理所，直到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９日被特赦。这是第七批特赦战犯。
老伯伯田联甲重见天日后，同年来到四川与他儿子和姑姑（我奶奶）重逢。快六十岁的人了，捻然还是大少爷的派头，生活上一切都要由别人来照顾。记得他有一个很”牛”的习惯: 早上尿尿不是自己下床尿, 而是把尿壶拿到床上去，背拱着被子在床上尿。对于我们在四川长大的孩子来说，这是个非常奇怪的动作和习惯，我有几次早上偷偷趴在门缝上看他“拱被子”。许多年后, 笑谈此事, 奶奶说: “几十年的改造都没把他改过来, 难怪国民党丢了江山, 就凭这德性, 还想治天下?”
七十年代中，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国民党将校级军官战犯全部予以特赦，一些早期被战犯全部予以特赦的高级将领也多了一点自由。二叔也因此有机会多次拜访了与大舅爷同期同级的抗战名将宋希濂将军。
宋将军前妻冷兰琴女士，是二叔好友冷先生的姑姑，从冷先生处得知宋将军当时居住的地方，七五年，二叔提着二十斤四川的橘子，和带着大舅爷在台湾辞世的消息，来到北京王府井灯市口西街的一个四合院门口。敲开了大门，门口一个个子不高的老年人，带这陕西口音问“你找谁？”
二叔以为他是看门的，客气地问：“请问宋希濂老先生是住这里吗？”
陕西老人朝着东厢吼了一声：“老宋，有人找！”
上房出来一个敦敦实实的光头老人，问河南口音问：“找谁？”
陕西老人答：“不是找你，找老宋的。”
二叔见到宋将军，做了自我介绍后说：“您这里这么多人看门啊？”
宋将军笑说：“你不认识他们啊？门口那位是杜聿明，光头那位是郑洞国。”
二叔肃然起敬，原来都是黄埔一期的抗日名将，杜聿明将军在淮海战役中所率各部全军覆没后被俘；郑洞国将军在《兵临城下》中兵困长春，尸山血海，解甲归田而永不言兵。（见电影《兵临城下》）。
谈话中二叔感叹地说：“宋先生您这院里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哦!”
宋将军幽默地答：“这算什么，宣统皇帝以前就住这后院！”
在以后的几次拜访中，宋将军特别关心四川西昌的近况，他似乎对西昌有特殊的感情，也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以后读了宋将军自传《鹰犬将军》，才知道蒋介石曾令宋希濂和胡宗南最后守住西昌，宋将军是在西昌被捕的。
有一次，二叔忍不住问了一个大家都在想知道的问题：“宋先生，您说蒋介石为什么会丢了大陆？”
宋将军沉思了一阵，慢慢地说：“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几十年，八百万大军打没了，归于八个字‘任人为亲，妇人之仁’！”
扯远了，再回到四九年的香港。爷爷父子三人到了香港后, 找到了家中的老朋友袁主教，经他的安排把爸爸和二叔被送进圣类斯中学(St. Louis School)寄读。圣类斯是天主教教会学校，家长每周可以去探望一次,寒暑假才能回家。住校生全部睡在一个大厅里，每天九点关灯睡觉，早上六点意大利神父大声拍手叫大家起床。很短时间内就要洗漱完毕下楼做祷告，然后才吃早餐，每天都是一样的椰汁粥和盐水绿豆芽。两个从小在奶妈丫头照顾下长大的小少爷，要学习照顾自己和适应学校的集体生活，十二岁的哥哥就担起了照顾九岁弟弟的责任，也是从那时起，爸爸挑起了以后几十年“长兄为父”的担子。我们常听过那时二叔背不了英文单词，气得主教让他把字典煮了来吃的故事，当时又有谁能料到他后来的博学多才呢？所以“从小看大”这句话也不完全有道理。
而爷爷这位在家有佣人，出门有勤务兵，大事小事有奶奶操心的大少爷，忽然要担当起照顾儿子和承担生活的担子，也是一时手足无措，很难适应。
在香港上学时有一位同学姓陈，上海人，长的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的，喜欢和爸爸二叔一起玩。他也是刚从大陆逃难出来的，也不懂广东话，富家子弟，没有市井生活应变的机灵劲，香港同学欺生欺负他，因为境遇相同，他和爸爸兄弟俩很贴近，一起应付学校的生疏环境，尤其是对爸爸很佩服。看样子他家里很有钱，经常通过他给老师送礼，一盒一盒的，都写上“笑纳”，二叔说“笑纳”这个辞就是这时学会的。相处的时间久了，知道了他是陈立夫(“蒋家王朝，陈家党”的陈氏兄弟之一）的儿子。
有一次，爸爸问他：“你见过蒋总统吗？”他吞吞吐吐不肯说，被逼急了，才说“见过”。爸爸又追问：“你怎么称呼蒋总统？”他说：“我叫他蒋伯伯。” 后来爸爸二叔离开香港，就与他失去了联络。
我还看过一张照片是爸爸二叔还有另外两个男孩在香港中环汇丰总行的铜狮子前照的，爸说那两弟兄姓孙，记不清他们是孙连仲还是孙立人的孙子了，总之他们的爸爸叫孙祥德。好像台湾的麦当劳总代理就是其中一人，洋名叫孙戴卫，那时候一起玩过一段时间。
这样过了两年多，听说国内形势稳定了，几十年来中国第一次不打仗了，共产党统战部在海外四处游说国人归国，很多当时外逃的知名人士纷纷归去希望能为新中国建设出点力。香港当时只是巴掌大的一块殖民地，没有新中国的生机勃勃，在友人的劝说下，爷爷把日夜思念母亲的爸爸二叔送回了成都，回到了奶奶身边，爷爷自己也开始做些生意，就留在了香港。
这一归去，又改变了爸爸和二叔的命运。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国经历了比打仗更大的浩劫，人的自尊被践踏了，道德观被颠倒了，连人性都被扭曲了。但夺不去的，是父辈春风吹又生的顽强和对生活的热爱。
有时候听父辈说，当年他们如果去了台湾会如何如何，当年如果留在香港又怎样怎样。我就劝他们，人生有很多的转折点是当事人无法意识到的，他们那一天如果随老蒋去了台湾，会不会飞黄腾达不知道，说不定会成了一事无成的公子哥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如果没有回国，留在国内的奶奶和家人的日子肯定会更艰难，可能比杜家在国内日子还更不甚。爸爸二叔回国帮奶奶挑起生活的担子，在风风雨雨中陪伴她走了几十年，孝顺她老人家到最后，爷爷也能够从香港在经济和物质上稍微救济国内家人的生活。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在父辈心中那将会是个多少钱也买不回的遗憾。而这段划时代的，令人刻骨铭心更回味无穷的人生阅历，赋予父辈智慧，让他们能处惊不乱的对待人生和教育后代。
当年去了台湾海外的后人们，现在很多都在找回大陆发展的机会。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谁又预料得到今天的中国气势如虹？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捉弄世人，不同的时期，不同角度，永远滚滚不停地向前，再过六十年，大中华又将会是如何？
写到这里，才发现离题远了。就当是一篇杂乱而又真实的故事吧。
奶奶常说：“世事无常，做人要提得起放得下。”怎样才能做到提得起放得下？万法唯心，心外无法，我相信冥冥之中，世间万物都是有因果的。
最后，感谢二叔这几天从记忆深处搜索出这些宝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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