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博古当政时期，夏曦因攀附米夫和王明而得势，成为党内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他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ＡＢ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在被夏曦杀害的人中，单是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就多达十一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两三万人，但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三个党员是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半个党员是卢冬生（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夏曦一共搞了四次“肃反”，本来还想搞第五次，但被中央制止，仅其中第一次，据贺龙回忆，“就杀了一万多人”（但夏曦却向中央报告说“处死百数十人”）。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传闻当时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因为常捞上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解放后多年，洪湖里还能挖出白骨。
邓小平同志曾经慨叹，“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的一个局面，也会让它给断送掉了。
也许有人会说，夏曦杀人与蒋介石杀人的出发点不同。这当然不假，但在胡乱杀人这一点上，却绝无二致，而且，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二者更无不同。要说不同，就是夏曦杀了段德昌、柳直荀等大批红军将士，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
再看夏曦抓人杀人的一些理由。卢冬生是红军著名将领，曾任湘鄂西独立师政委和师长。有一段时间，他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大家都为之兴奋，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他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竟战绩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经过关向应劝阻，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夏曦居然有如此荒谬和怪异的思维逻辑：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敌军，却成了投敌的证据。天下哪有这样投敌的呢？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打了胜仗，也被认为是投敌，但那是因为皇太极施了反间计，多少制造出了一些“证据”，而夏曦呢，则完全是无端地凭空怀疑。
不论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是反革命。这种随心所欲、反复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整人伎俩，完全是封建衙门中的酷吏和恶师爷的卑劣手法。
再看夏曦的残酷。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是三位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王是湘鄂边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人，曾任洪湖独立师师长，陈曾任红三军教导第一师政委，但夏曦却无端怀疑他们是改组派。为得到所需口供，夏曦不惜对他们施以重刑。夏曦曾对手下人下令：“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也不招。对他们，我们还要用重刑，一定撬开他们的口。”如此残酷地用刑，与明朝的厂卫大狱和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有何区别？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提出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概和人格，苍天也要动容，鬼神也会俯首，但这却没能撼动夏曦，夏曦竟然真的就下令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被立即处死。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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