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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过度输液和抗生素滥用要更“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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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过去一年,中国打点滴共用掉104亿瓶,居全球之首,按照每瓶500毫升推算,其体积足足超过了五百万立方米,抵得上一坐小型水库!除此之外,中国每年因抗生素滥用增加800亿元医疗费用,致8万病人不良反应或死亡,也是世界第一!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项数据都非中国统计局的成果,迄今为止官方也无人澄清或辟谣,真实性应该不成问题,卫生部在这个虎年岁末,奋起虎威,接连拿下两项第一,也可喜可贺,但作为中国人,听到这么两组数据,哀叹之外,却只能感到一种莫名恐怖。难道中国人如今真成了“东亚病夫”?或者是医生们的医疗水平低到除了过度输液或使用抗生素外就无计可施?还是病人们都到了非输液或使用抗生素不可救治的地步?

这当然不可能!其实任何人都知道,在中国,过度输液和滥用抗生素不是新问题,也不是医学问题,更不是人们的身体素质问题。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人不会愚蠢到一生病就主动要求输液或开抗生素吃的程度。从社会反馈的信息看,对于过度输液和滥用抗生素的危害,人们也是心知肚明,来自社会层面要求扭转这种状态的压力并不算小。既然如此,为什么迄今都得不到有效解决呢?

我对中国医疗体系所知不多,但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如果事情到了这种全民声讨却又无力扭转的地步,往往就意味着体制出了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某种极难破除的利益关系,钱的魅力甚至把政府部门也已经拉了进去,以至于包括政府部门在内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不能拿出魄力和创新思维。如果这样,仅从中国反贪为例,就知道要解决起来决非易事!

中国腐败严重不严重?严重!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0年全球腐败程度排名,中国排名第78位,比印度好不了多少。

中国有没有认识到贪腐的危害性?有!至少在公开的文件里,中共已经把反腐提升到了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地步。中国也设立了设立了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反贪机构,出台了最多的反贪制度,养活了数量最为庞大的反贪人员,腐败对普通中国人所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

中国有没有反贪腐的魄力和创新思维?没有!不仅没有,而且有自娱自乐、搪塞民意嫌疑。比如去年发布的首份反腐白皮书,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民调,称公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已上升至七成,对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满意度达到八成,就被斥责为“睁眼说瞎话”。还有年年底的反贪部署,把2011年反贪重点放在了芝麻绿豆的小金库和公务车上,而对比这些问题要紧迫许多的事情却绝少提及。

那么,有没有更行之有效的反贪腐措施?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要根除腐败,有许多更简单有效、立竿见影的措施。譬如建立民主制度,放开舆论监督,建立法治社会,官员财产公示等等,这其中任何一项制度如果能切实落实到实处,腐败蔓延就能得到扭转。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缺乏反贪魄力和创新思维,不采取这些行之有效的反贪措施?很简单,因为利益!对于中共来说,维护执政地位属于核心利益,更不用提反腐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中很可能就有不少腐败分子,而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不仅可能对中共执政地位形成冲击,也可能让那些隐藏的腐败分子暴漏于无形,所以只能通过对现行制度的修修补补、以零打碎敲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算纪委和反贪部门使尽浑身解数,面对贪腐滋生蔓延的趋势也无济于事。

回到开始的话题,其实过度输液和滥用抗生素和反贪一样,遇到了同一个难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从病理学分析,这二者同病同理,过度输液和滥用抗生素虽不至于冲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如果缺乏解决问题的魄力,恐怕只能沦为类似反贪腐的结局。在这里,民众作为个体要挑战的是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当这个制度体系生了病,作为制度的设计者,因为自身利益,不能跳出本位主义,缺乏足够的魄力和创新思维,最后导致每一个个体的努力都变得无济于事。

至于医生,当然可以对病人输液,必要的话也可以使用抗生素,但问题是这些都要使用有度,不能滥用。药液和抗生素毕竟不是稀饭馒头,大剂量长期使用,出人命是小事,搞不好会导致基因变异,甚至祸及子孙。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超级细菌,据说就是滥用抗生素的结果。想想看,如果某一天,类似病菌在国内爆发起来,到了所有药品都无法抵御的地步,那真让人不寒而栗!回忆起SARS爆发时整个中国社会的紧张氛围和付出的社会成本,如果那种情景不幸再现,我们将何以面对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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