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认为,中国因维稳压制了民众的诉求,群体性事件也被歪曲和“妖魔化”。
2010年,“维稳”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的关键词。每逢重大活动、重要时期,各级政府就会高度紧张起来。比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广州亚运会期间,确保社会稳定都是当地政府的头号任务。维稳投入的经费更是难以估量。
高调维稳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可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真的到了极不稳定的境地吗?不少研究者给予了肯定回答,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多指向政府的维稳作为。甚至有学者提出,政府的维稳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在不少人看来,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事实摆在眼前。2010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2010年9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18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显然,当前的维稳模式难以持续,“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需要与时俱进。
中国近来尤其强调维稳具有什么特殊的社会背景
于建嵘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汪玉凯认为:这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内在矛盾突出,呈现被激化的趋势。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演变趋势。以前,民众多数都是为了维权争利,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后来发展成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再严重的泄愤就是引发群体骚乱。
换句话说,群众利益诉求以前是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现在却是通过比较激烈的方式。这样的社会背景是政府强调维稳最关键的原因。
在政府对维稳工作“很给力”时为何社会反而越来越不稳定
于建嵘认为: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
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汪玉凯认为: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维稳思路,但是这样的思路现在却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
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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