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曝光的浙江乐清寨桥村前村委会主任钱云会死亡案仍未平息,离奇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官方说: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民间说:是因土地维权被谋杀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在网络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地方政府在征地中的作用再次被舆论推向了风口浪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寨桥村实地走访后表示,土地争议是“钱云会事件”的根源。
钱云会并不是因土地而丧命的第一人,他也绝非以血的代价进行维权的第一人。2010年,农村集体土地上由征地引发的血腥事件层出不穷。而实际上,城市建设要推进,必然会有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和拆迁,其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当土地增值收益并未还之于民,而进了利益集团的荷包。再加上在旧有模式下,法规不健全、程序不透明、补偿不公平,矛盾根源就此促成。而且,农村长期陷于政府职能错位、城乡二元割据等系统性困局当中,所以矛盾更容易激化,向极端方向发展。
2010年,暴力拆迁末路狂奔,与“拆迁变法”赛跑。2011年会怎样?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令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模式已然成型,“国家代理人”身份帮助他们从事土地和财富交易。如何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就要求中央真正做到对土地的垂直管理,而不是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只有“跳出”利益链条,才能实现相对公平。
祸起土地争议
据于建嵘透露,在寨桥村走访时发现,温州警方将“钱云会案”定性为交通肇事后,村民群情激奋。近百名村民跪在道路两边和钱云会家门前哭喊冤屈,现场的人很难获得冷静理智的判断,稍不注意可能引发村民们更激烈的情绪波动。据悉,钱云会在村里颇有名望,在很多村民看来,钱云会死了,“寨桥村就像老房子一样,要塌掉了”。因为正是这位寨桥村前任村委会主任,是该村长达6年维权历程的中流砥柱。
2004年,浙能乐清电厂工程用地征地工作展开,这是浙江省重点建设工程。公开资料显示,寨桥村被征用的146公顷土地。按照2004年4月8日乐清市征地事务管理所和寨桥村村委会签订的一揽子协议,寨桥村将获得各类征迁安置补偿费3,800万元。寨桥村将近3,800名村民,人均可得到补偿款1万元左右。村民们认为征地协议不公,2004年中,村民们逐渐形成以钱云会为首的“维权团队”。纵容寨桥村坚持上访,并提出该征地项目种种“违规问题”,但六年来丝毫没有进展,僵局越陷越深,村民更未拿到安置补偿费,反而钱云会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被政府判了三次刑。
据悉,乐清市下属乡镇的土地转让多是乡镇党委政府决定,通过拆迁、移民指标等方式,获得审批文书和土地使用许可权。这种违规征用土地,直接导致村民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利益诉求。如今,钱云会丧命于“交通肇事”,钱云会的好友、寨桥村“维权团队”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王立权依然被关押在看守所中。于建嵘表示,很难相信各级政府没有能力查明和公正处理这起长达6年的土地争议案。“什么是真相?如果不查处这起土地案件,什么样的真相也不能让村民信服”。
没有目击证人确凿的供词,没有摄像头的记录,车轮下近似被砍头的奇怪姿势,连续6年的上访,被官方定义为普通的“交通肇事”,在民众眼里,却是所有蹊跷凑在一起,堪称一桩“千古奇冤”。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认定的真相和需要的真相。于建嵘认为,村民不相信钱云会死于交通肇事,就是因为土地争议引发了当地政府与村民的意识博弈。在博弈中,村民的利益严重受损,政府的公信力也受到了损害。
此外,在寨桥村中,每每有记者出入,沿途就会几十位村民纷纷下跪。甚至有一位村民甚至哭喊:“记者不要走,你们走了,我们也要死了。”这一幕情景让一众人等情何以堪,这些贫弱的卑微的无力的个体,跪在自以为的“救世主”面前,把媒体记者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村民的恐慌来自何处,他们的悲伤何人能解?
地方政府是利益链终端
一直关注此事的一位北京律师打了一个比方:“为什么民众不相信政府,是因为政府躲在磨砂玻璃后面。民众听到呻吟声,当然怀疑你在行苟且之事;民众听到惨叫声,当然怀疑你在打人;民众看到斧头的样子,当然怀疑烛光斧影。即使呻吟是真生病,即使惨叫是自残,即使斧头在砍柴。误解的责任在政府,谁让你不用透明玻璃的?”所以说,根源不在群众,而在政府。其实地方政府获得公信力的办法也很简单,即:不与民争利,尤其需“不夺民之利”。但据记者了解,地方政府征地极易发生“惨案”多与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有密切关系。政府是拆迁的主导,但村民对政府存在不信任感。正是这种不信任,百姓才会在拆迁的时候有顾虑:会不会存在政府大赚老百姓钱的情况?开出的补偿条件根本就不可信?随着城市化加速、征地范围扩大,征地补偿与城市地价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和摩擦也日益严重。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土地相关的财税收入等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但在18亿亩耕地红线的制约下,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足额的土地可供出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一经出台,立即成为各地破解土地瓶颈的“金钥匙”。地方政府纷纷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北京观察人士指出,中央原本给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旨在贯彻中央统筹城乡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部署,但反被地方政府利用,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中国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国家在理论上具有最高地位,对土地具有绝对权力。但目前,国家的作用只是制定土地政策,但却无法通过其代理人即地方政府来完全执行它的政策。相反,地方政府由于拥有审批、管理和分配土地的权力,反而可以利用这一“国家”身份从事土地和财富交易,以牟取暴利。县政府就可以发文件对国家的政策做出因地制宜的解释,村干部也可以用执行者的身份对国家土地政策进行因地制宜的变更,他们代表“集体”(所有者)管理土地并对土地收益进行分配。
正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了拆迁各方中最有决定权的一方,它的这种地位加上它又是利益攸关方,况且外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和问责,这就很难避免地方政府在拆迁过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榨取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利益。至少在征地环节,因为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未能得到司法体系的有力保障,少数地方政府借助权力,可以将不公平的条款强加给农民,出现地方政府压低补偿标准及拖欠征地补偿费等现象。
而现实也证明了,每一次暴力拆迁事件中,都有代表政府的法检公机关助阵,有了政府作为后盾,开发商自然底气十足。
如此一来,许多开发商与农民协商不成则威胁,威胁不成就急红了眼,直接用暴力收场。而暴力手段也在不断升级,从最初的言语威胁到断水断电、长围久困,继而发展到绑架殴打,甚至发展到夜半持械入室行凶伤人致死的地步,无所不用其极。
土地制度需垂直管理
中国国土资源部某知情人士透露,实际上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圈地”现象,80%-90%的违法主体都是地方政府。当地的国土资源管理和土地监察部门,因为完全受制于地方政府,难以依法行政。一方面由于地方监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一些利益勾结现象发生;另一方面,有些监管部门甚至直接参与到了经济利益的争夺中,成为了拆迁的间接“分赃者”。而国家的监督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此一来,有些地方政府自然能安安稳稳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国家三令五申对地方而言只不过是“挠挠痒”。管理体制上的先天性缺陷,才是“圈地”和强拆占地现象难以杜绝的根本原因所在。
顽症须下猛药。既然2006年国务院设立了国家土地总督察,授权对各地土地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就需要真正将这个相对独立、相对权威的执法监察体系功效实际发挥。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法规室主任付英指出,土地督察专员应大胆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在土地方面的违法、违纪、失策、失职行为,向当地人大或上级组织直至中央进行弹劾。而这些土地督察专员直接向中央负责而不是地方。据记者了解,目前包括湖南、北京、广东在内的多个省市土地垂直管理已初见成效。
上述人士指出,按照目前的土地征用制度,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到城市建设用地供应和交易。但别说是地方政府,只要成为商业活动的局中人,就不可避免地倾向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大可能公平地充当土地交易过程的裁判。如果要从根本上遏止和减少土地违法现象,保障农民利益,让土地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就需要从体制上减少地方政府成为土地违法活动主体的可能性。为此,除了要采取“严打”措施,改革当前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外,还需要对土地征用制度本身进行某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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