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改革举世瞩目,成功与否不仅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目前中国改革重点已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改革难度显著增大,在一些重点领域和环节必须有所突破。特别是在事关民主法治、社会公正、生态治理、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官员廉洁方面,改革不进则退。
2011年第1期《中国改革》刊登俞可平文章说,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政治发展和政治进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的奇迹,综合经济实力跃升至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按照通常的逻辑,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应当随着生活水平上升而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应当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上升。但大量的调查表明,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政府维护稳定的压力急剧增大,行政成本日益高涨,这方面的压力已经接近临界点。俞可平指出,这种现象说明:人民的满意度和政府的公信力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需要社会政治改革的深化。
“十二五”期间(2011-2015),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俞可平认为,原有的一些体制机制已经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上层建筑必须做相应改革。例如,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迅速增加,如果不想方设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将日益增多。另外,中国目前已经处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利益急速分化,从而利益矛盾迸发的特殊时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仅靠经济的增长是远远不够的,主要应当通过深化社会政治改革来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目前既要努力扩大公民的参与,又要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张力,它们对政府形成了严重的压力。俞可平认为,只有通过深化政治改革,才能彻底缓解这种张力和压力。如果不善于抓住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大胆而果断地推进政治改革,各种矛盾和问题将日益积压,执政成本将难以承受地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将急速流失,甚至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可能会得而复失。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表明,“十二五”期间,政治改革的重点仍将是政府管理体制。根据这一部署,未来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
对此,俞可平指出,政府管理体制一般不涉及政治框架结构,它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内容之一,而远不是全部。它本身的改革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政治体制的完善。而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民主和法治的进程、权力的分工与监督、公民社会的成长和社会组织的培育,都会对政府治理改革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有意思的是,就在俞可平呼吁政治改革必须抓住机遇的同时,同样是展望“十二五”,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说,新形势下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直面日益复杂的世界变局,切中快速发展的中国现实,在更宽阔的视阈中多向度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现实意义。
1990年,俞可平在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中说,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口不语。2006年,他又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俞可平因此被誉为中南海“文胆”、“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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