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窝里斗，迫使一直在忙于收拾文革乱局的周恩来不得不放下手头上的事情，设法调解双方的矛盾。从周的本心来说，实在不愿意卷入这场纠纷之中。双方各有靠山，哪一边也得罪不起。不过，他知道这种“将相不和”的局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演成另一场你死我活的党内斗争，政治上将无太平之日，他收拾文革乱局的努力也将前功尽弃。
于是，周恩来施展自己善于调和矛盾的本事，出来充当和事佬，进行劝解，把双方往一起撮合。这件事很显然是江青在无理取闹，不过鉴于她的特殊身份和一触即跳的为人，除了毛泽东以外，别人根本碰不得，所以当江青对黄永胜大发雌威时，周明知事情的原委，当场也不吭声，而是在事后向毛作了汇报。毛听后表态说：不要理她，让黄照样当团长，率团出访。
有了毛泽东的表态，周恩来心里有了底，于是带着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到钓鱼台登门拜访江青。行前，他再三叮嘱黄、吴二人要忍耐，不管江青讲什么，你们都不能当面顶撞，要讲团结。到了好一会儿，江青才从楼上姗姗下来，站在楼梯上就指着黄、吴劈头盖脸地骂起来，说：你们带着红五星，两面红旗（指帽徽、领章-作者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红五星是老娘我给你们争来的！狠狠地把黄、吴训了一顿。在场的康生、姚文元则在一旁帮腔。
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则按照周恩来事先的嘱咐，老老实实地听着江青的训话，一声不吭。等江青发泄完以后，周趁势出来解围，打圆场，故意问黄永胜：“什么时候动身啊？”并宣布从明天起恢复黄、吴两人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
大概是毛泽东觉得江青闹得太不像话，如果不出来管一管的话，纵然别人不说什么，自己也不免落下纵容老婆撒泼的名声，于是又传下话来，由周恩来主持开会，让江青为此事作检讨。为了防止再生枝节，会前，一心想把双方往一起撮合的周氏又再三向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打招呼，说：“无论江青今天讲好讲坏，你们都不要说话。”会上，在江青作检讨时，他又特意用眼睛盯着黄、吴二人，防止他们放炮走火。
周恩来这种明显“拉偏架”的作法，自然引起非议。汪东兴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周对江青太迁就，提出“希望中央常委对江青要多加教育，不要纵容江青”。周明知这是在转述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但他既不为自己辩解，也不当真照办。因为以他多年来相处的经验来看，他实在太了解毛与江青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的关系了，所以对毛的话不能太认真，否则就会自讨苦吃。
这场风波虽然在周恩来的调解下总算平息下来，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再度发生龃龉。这回双方出场的是各自的秀才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围绕九大报告的基调，互相争锋攻讦，彼此结下了更深的怨恨。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毛泽东提议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作。在由谁来执笔的问题上，张春桥自告奋勇，提出由上海来承担，起草九大报告。自认为是党内头号笔杆子的陈伯达不愿意被张一人抢了风头，要求毛交给他来写。而林彪也不想让中央文革插手，遂准备自己动手，先写个提纲，等讲完后再整理成文，为此还组织了一个班子，由秘书、老婆、儿子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大概是想在陈伯达和张春桥两个秀才之间摆平关系，于是提出林彪自己写"太累了"，指定由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报告。
陈伯达本来是属于钓鱼台营垒的，虽然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实际上却是江青的傀儡。为此，他曾多次自嘲自己是个“刘盆子”。陈在文革小组的日子很不好过，江青经常当众揶揄、训斥、羞辱他，指陈是"腐儒"和武昌起义时从床下拖出来的"黎元洪"，骂他政治上"不成器"。
为此，陈伯达曾几次被逼得想自杀。在中央文革的圈子里，陈十分孤立，除了江青以外，康生也看不起他，当众讥笑他是"乌龙院"的院长，就连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小字辈"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倚仗着江青，"骑在他的头上拉屎拉尿"（陈伯达语）。
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不得不转向林彪，寻找靠山。而林彪为了挖江青的墙角，也有意拉他一把，通过叶群利用福建同乡的关系，对陈进行安抚笼络，而且还亲自出面替他讲话撑腰，说：“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处于困境中的陈伯达对此感激涕零，因而在政治上逐渐倒向林彪一边，成为毛家湾的座上宾。
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本来就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因此对文革运动并没有旷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特别是当他的权位日益巩固之后，更想见好就收。而林彪起初也真以为毛泽东相信他，放手让他起草，便认真搞起来。
实际上，林彪内心深处的想法与毛泽东并不相同，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民富国强，主张报告可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陈伯达为此曾私下徵求过周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彪更加受到鼓舞，因为他知道自己对经济是外行，抓经济工作还是要靠周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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