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史上，他有着奇特的经历。
他书写了中共七大的会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至今这会标依然挂在会场主席台上方。他在诗词书画、篆刻和戏剧研究上均有很深的造诣，延安时期他编导的京剧《逼上梁山》曾获得好评，毛泽东看过戏后连夜给他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画作由毛泽东亲笔题词，而“江山如此多娇”的六字印章就出自他手。
病重的周恩来在审阅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时，提出加上他的名字。
这个人就是齐燕铭。
从求学到任教
齐燕铭祖籍内蒙古喀刺沁旗，清代属于蒙八旗中的正蓝旗，他的祖父曾是清代的三甲进士、翰林，但39岁那年就因病离世。祖母比丈夫小13岁，是位贤良淑慧、知书达理的女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主张革新，愿意接受新鲜事物。齐燕铭小时候，由于是家中长孙，所以祖母对他特别疼爱，从5岁开始识字，一直到12岁上中学，这段时间都是祖母亲自教导他读书、习字。不仅如此，熟悉历史典故的祖母常在授课之余给他讲古代忠臣良将的故事，还教他读诗词，这对齐燕铭后来的文化积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除祖母的耐心教导外，父亲也是他最早的老师。开始识字的第二年，父亲就每晚教他学两个篆字，从9岁开始学做诗词，十岁左右学刻图章……在小学阶段，他就读了许多小说和人物传记。而此时，开明的祖母更是规定家里的每个孩子可以订一份报刊。每月还给他两元钱买书，以利学习。
齐燕铭上中学时更是广泛阅读自己感兴趣的文史书刊，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头脑。聪敏好学的齐燕铭1924年考入当时颇有名气的私立大学----中国大学。这所大学也先后培养出一大批坚定的革命者，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李达、段君毅、崔月犁、杨易辰、任仲夷、杨秀峰、张友渔、曹靖华、冯雪峰等。在这里，他还结识了后来的夫人冯慧德。
由于家道中落，从1928年开始齐燕铭就寻找家教机会，以缓解家里的压力。1929年秋天起，他便到中学任教，先在市立第一女中、大同中学、保定省立第六中学教书。在这一时期，齐燕铭先后写了《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两本著作，并与师友创办了《文史》双月刊，承担了大量的编务、联络工作。他还写了一些稿子在《文史》发表。鲁迅、陈伯达、曹靖华也先后为该杂志撰稿。
投身革命洪流
《文史》因内容进步，引起国民党书报检查机关的注意，出版四期后被迫停刊。但这并没有影响齐燕铭等人的热情，他们又转而创办《盍旦》（意即“夜鸣求旦之鸟”），反映了他们的办刊宗旨和信仰追求。当然，在那样的历史时期，这种刊物也难以长期生存下去，只一年就被迫停刊了。
1935年，齐燕铭又与张友渔、黄松龄等人合作办《时代文化》（后更名为《文化动向》）杂志。这本杂志也成为当时平津地区文化界的中心刊物。
这一时期的齐燕铭，一方面投身文化工作，另一方面接触党的理论和外围工作。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形势的需要，齐燕铭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就告别父母和妻儿，奔赴抗日前线。
1940年，齐燕铭又和已到重庆和自己会合的妻子儿女一同奔赴延安。到延安后，他在中央马列学院（后改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还给鲁艺、陕北公学等学校讲授中国文学史，深受学员欢迎。教学之余，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并且参加了《中国国文选》的编写。
针对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鼓吹法西斯主义，为反对国民党这种反动言论，齐燕铭和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等延安的“文化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反驳文章，并结集出版。
由于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和影响，齐燕铭一直很喜欢京剧。1943年春节前，中央党校的杨绍萱根据《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编写了剧本《逼上梁山》，同志们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可以改编排演。由于齐燕铭的文史基础、对京剧的熟悉、了解和热爱，这项改编的任务便落到了他的头上。
不干则罢，干就全身心投入。这是齐燕铭的一贯作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改编、排演上来，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努力没有白费，改编和排演非常成功。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观看了改编后的《逼上梁山》后十分高兴，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一封信，认为该剧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这封信对戏剧改革乃至中国戏剧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为理论界、学术界所重视。
后来，齐燕铭又参加了《三打祝家庄》一剧的创作编写。该剧演出同样获得极大成功。毛泽东看过之后在写给演创人员的信中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难怪周扬后来把齐燕铭称为京剧革命“勇敢的先驱”，文化战线“尊敬的老战友”，他确实当之无愧，这些赞语也是对他为京剧改革作出贡献的肯定。
也正是由于他深厚的书法功底，受命书写党的七大会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十四个字他写的极为认真，每个字都书写得敦厚有力、稳重洒脱，饱含了他对党的深厚情感，受到人们的赞誉。这会标至今还挂在七大会址，已经成为党史的一部分。
书生本色
从1943年10月与周恩来相识起，齐燕铭就把周恩来视为自己的楷模和榜样，此后他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先后任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他既联系统战对象，倾听各方面的要求、意见，又参加《宪法》的起草工作，还要为国庆十周年的十大工程的建设劳心劳力……应该说，齐燕铭新中国成立后的主要精力都在事务性的工作上，党和政府的行政事务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齐燕铭一直重视保护和拯救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在诗词、书法、篆刻等方面，包括对《红楼梦》的研究上的造诣，为学术界所公认。他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也做过很多实际、具体和颇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文革”结束后，他对经济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指导编写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等专门著作。
书法、篆刻和收藏等更是他始终不变的爱好，原来无暇顾及，这回总算是可以“亲近”一下了。
其实齐燕铭的书法得益于家传，他的父亲齐之彪写的小楷属于上乘之作，当年他所写扇面在荣宝斋也是属于珍品。齐燕铭深受父亲影响，在小楷、隶书、小篆等方面下过苦功夫，作品也都很见功力。著名书画家黄苗子曾说“燕铭同志的书法，在当代名家中也是翘然自立的……”由于工作关系及爱好、兴趣使然，他与当代许多文化名家交往甚深。郭沫若、李一氓、赵朴初、王昆仑、周而复等各界人士都收藏有他的书法作品。郭沫若、何香凝、吴作人等名家也都曾以自己的得意之作惠赠。诗词是齐燕铭的又一大爱好。他不仅遍览古代经典诗词，也曾在忙碌的革命征程中写过一些诗句，只是保存下来的并不是很多，但就是如此，也能从中管窥他深厚的学养。“筑舍林泉护古香，雕虫小技亦文章。推陈汲古出新意，炳烛前贤法后王。”这是他1962年为纪念西泠印社成立六十周年而作的诗句，古朴隽永，意境清幽，又非常契合主题。
篆刻方面他也刻苦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工作很忙，他对篆刻也和书法一样，只能暂时作别。但对于周恩来、叶剑英、田家英等亲近的人，还是刻过印的。不过，最使他感到自豪的还是为人民大会堂大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治印。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著名画家傅抱石、关山月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由毛泽东题写这六个字，而六字大印章即由齐燕铭刻制。1982年版的《齐燕铭印谱》一书收录了他为周恩来、聂荣臻、杨尚昆、叶剑英、吴晗、陈书通、曾三、田家英等刻过的名章、藏书章共计110余款，而实际他的作品还远不止这些。
与周恩来结缘
1943年10月，齐燕铭在延安和周恩来曾就文艺运动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时他和周恩来之间并不熟悉，但这次长谈彻底改变了齐燕铭的人生。由此他与周恩来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周恩来视为自己永远的榜样、楷模。齐燕铭的女儿齐翔延回忆说，其父认为与周恩来的相识、相知是“自己终生的幸福”。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成员有叶剑英、陆定一和邓颖超等，齐燕铭作为代表团秘书长也同机抵达。到重庆后，齐燕铭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他主管外联和宣传工作，协助周恩来参加各种会议和谈判事务。这一时期，齐燕铭与各民主党派、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向他们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的电话、电报、信件和来访不断，整天都处于忙碌的状态中。就是这样，他还为《新华日报》撰写稿件。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曾指定齐燕铭和何思敬、陈家康、李澄之四人组成一个小组，研究宪法草案问题。虽然这次他们的研究是为了在国民党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方案，但这也为新中国成立后齐燕铭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由于国民政府迁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章汉夫、廖承志、宋平和齐燕铭又随之转到南京，进驻梅园新村。此后，齐燕铭等人和周恩来一起往返于南京、上海等地，从事和谈、统战工作。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日周恩来即召集齐燕铭、周子健和申伯纯等人谈国共和谈及筹备新政协会议的问题。1949年的国共谈判，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仍然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参加了全过程。而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更是耗费了身为筹备会副秘书长的他极大心血。
开国大典之后，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齐燕铭为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同年12月16日，周恩来又签署任命通知书，任命他兼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这些职务后面是一系列事务性工作。他全力协助周恩来开始筹建国务院的工作。对于齐燕铭来说，事无巨细、井井有条是自己工作的准则，也是他所担负工作的要求。齐燕铭深知周恩来是要求严格、细致的领导，所以尽量不使工作出现纰漏。
新中国成立初期，齐燕铭还曾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工作上的合理化建议，获得肯定。特别是周恩来曾亲笔致信鼓励说：“来信所提各项，启发甚多，证明你并未为事务技术所纠缠，望以后多多提议……”这饱含赞赏的信中既有肯定，又有希望，也从侧面反映了齐燕铭工作的投入和热情。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务院改称国务院，齐燕铭被任命为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过了不到两个月，他又担任了总理办公室主任。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主要参与领导统战、参事室、国管局及国务院机关的一些事务性工作。1960年，齐燕铭调任文化部副部长，但仍兼任国务院的工作。
对于这位解放前即曾在大学任教的文化人，书法、绘画、篆刻等，才是他真心喜爱的。可是，周恩来那里的工作千头万绪，也离不开他。原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吴庆彤曾回忆说：“齐燕铭同志是国务院机关里最忙、最辛苦的人之一，第一是周总理，第二个就是他。”
周恩来曾对齐燕铭的工作态度有过这样的赞赏之语：“燕铭同志总能随叫随到，他的电话可以说是全天候的。”
1966年“文革”爆发，齐燕铭受到冲击、批判。1967年12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批判他的文章。12月23日，他被押往北京卫戍区，一关就是七年。在狱中，他一面写信申诉，一面读书学习，大量阅读了马列的经典著作。
齐燕铭在狱中所写的日记中，有很多是对周恩来崇敬、思念的句子。如1967年2月25日他写道：“想到目前总理的辛苦，心中十分难过。”1968年 1月26日写道：“……每次报上见到总理照片，心中都要难过一阵，祝愿总理身体健康。”同年2月11日写道：“想到今后不知是否还能见到总理，真想放声大哭一场，极力排解。……”这些日记字里行间表达了一位老同志对周恩来的真挚情感。
齐燕铭心里对周恩来一直心存愧疚。那么，这“愧疚”从何而来呢？其实，只是几件小事。
一次是1954年改建怀仁堂时，他没有虚心接受周恩来的意见，且态度上有些出格，但周恩来并未在意，耐心讲解其中的道理。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修改设计后，果然效果比原来好多了。还有就是1955年齐燕铭搬出中南海时，周恩来虽不好勉强，但仍然不太愿意他搬家，这也主要从工作方面考虑的。 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搬家。
第三次是1956年他想脱产学习，离职轻松一段，周恩来不大希望他修养，但他一再坚持，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1962年他生了一场大病，周恩来派童小鹏前去看望，并转达希望他病好后回国务院上班，就不要去文化部工作的意见，但是他仍表示自己还是愿意去文化部……
这几件小事可以说使晚年的齐燕铭一直心存愧疚，觉得辜负了总理的期望。而实际上周恩来并未放在心上，不仅如此，周恩来深知齐燕铭的为人、能力和贡献。
1974年9月国庆二十五周年前夕，周恩来在审阅王洪文报送的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时，特意提出增加齐燕铭。由此，他也就恢复了自由。这时距他们在延安的初次长谈，已经过去31年。齐燕铭也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七个寒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齐燕铭悲痛欲绝。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有生最难过、最难忘的一天，惶惶若失、若无所依……”此后，他不仅应邀作关于周恩来的事迹报告，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和撰写话剧《报童》缅怀周恩来。
正如原国务院机关干部马永顺所说：“燕铭同志长期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耳濡目染，在他身上有许多周总理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的影子，如对党对人民事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极端负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等。”
周恩来去世两年后的1978年秋天，齐燕铭也因病辞世。或许，他又踏着周恩来的足迹去追寻他心中永远的榜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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