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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车牌改变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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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正成为中国汽车新的身份。 北京因为治堵而采取的摇号政策,把车牌推到了市场最前沿。统计显示,第一批参加北京摇号的申请者数量已经超过21万份,离北京全年车牌发放总量仅有3万份的距离。申请成功率可与“国考”公务员考试相媲美。在一定程度上,车牌正在成为北京汽车市场的规则制定者。

围绕北京政策的热议席卷全国,北京携首都之威为后继者树立了标杆,下一个效仿北京的城市会是谁?

进入2011年,广州市治理交通拥堵的政策讨论稿出台,这座南方城市计划采取征收拥堵费的方式缓解其交通压力。同时也在探讨限制外地车进入市区的可能。

拍卖

针对北京摇号政策的讨论,让上海的车牌拍卖政策也格外受关注。自1994年实行拍卖之初,它就备受争议,而这一政策却从未改变。

2010年12月29日,上海车牌拍卖法律依据案庭审结束。律师斯伟江以上海公民的身份起诉上海市政府。前者认为后者实行的车牌拍卖制度缺乏法律依据。结果,原告与被告无法在法律的层面达成一致。其实,这本就是一场结论早定的官司。依照目前的情势,上海的车牌拍卖制度会继续存在。恰如北京要坚决实行的摇号政策。

拥堵,已成为中国诸多大中型城市特征的一部分。上海实行了17年的政策,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当然,上海官方认为拍卖政策还是缓解了上海的交通压力。但它也带来了以百亿为单位的收益,至今去向难明。

不仅如此,在上海实行车牌拍卖的同时,它还针对沪牌消费者征收通行费。上海官方同样为实行这一税收给出了充足的解释,“用于偿还新建和改建越江隧道、桥梁、高架道路,以及高等级公路的贷款”。遗憾的是,上海依然处于拥堵之中。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数量上,上海每月发放牌照的数量在8,000~9,000张,要远低于北京的2万张。但由于北京汽车的保有量在500万辆上下,远高于上海,因此摇号的政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其存在已久的拥堵。所以,当碰到奥运会、亚运会这等举国大事时,举办城市的限行成为一种常态,且只能由普通的汽车消费者承担。

买单者

戏剧的是:早在1990年代,中国政府允许轿车进入私人家庭时,专家与学者们担心的却不是交通拥堵问题,而是私人拥有轿车是否会影响政府领导的形象问题----如果普通消费者购买了和政府领导一样,甚至是比政府领导更高档的汽车,是否会破坏领导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当私人被允许拥有汽车后,决策者渴望的是: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并带来更多的税收。然而当中国真的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消费国后,1990年代被忽略的许多问题凸显出来。

至少,现在的事实说明,中国还没有为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做好准备,那么它只能接受冲击。

在拥堵问题面前,中国普通的汽车消费者以及潜在消费者都得为之付出成本。笔者认为,通过对车牌的控制,原本应由城市规划者承担的责任转嫁到了普通的中国汽车消费者身上。

按照MIT的研究结论,汽车是改变世界的机器。欧洲、美国比中国更早的迎接了汽车带来的问题。至少在50年前,在中国出现的问题欧洲和美国都曾遭遇过。汽车在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后,终于在2000年左右大批量的进入中国家庭,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普通的中国人还来不及享受汽车社会之际,它就给普通的中国人带来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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