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挨整期间，常常背诵白居易《咏李都尉古剑》的一首诗：
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
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
平时，他纸是背诵这四句，等到舒同上阵之后，他气得火冒三丈，把后面的两句也念出来了：
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
就在胡耀邦离开陕西之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依旧对他进行没完没了的缺席审判。1965年7月31日，西北局召开兰州会议，舒同以受到特邀的会外人士的身份，在会上举报胡耀邦不同意刘澜涛和杨尚昆对他的批评，其中又一次公开检举胡耀邦说过的那句话，即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批转李雪峰的反右倾报告。舒同举报后，被陕西省委反胡的主将立即表扬为：“舒同立了大功！”这也让下午的批胡会议达到了一个新高潮。紧接着，西北局书记处传来批示：“舒同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做了重要发言，揭露了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大是大非问题、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西北局书记处已经同意，在另外的时间召开会议，专门听取舒同同志的?报。”
到了8月16日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舒同事先就给会议定了调子，即“会议要画龙点睛”，“要一开始就谈八条”（指胡耀邦的八条申辩书），“要点名批判胡耀邦”。会议一开始，舒同又是抢先发言，大讲胡耀邦攻击西北局和中央领导的错误，其中还有许多涉及人身攻击的不堪入耳的葬话与丑话。此时的舒同，已经把胡耀邦的问题上纲上线，提?到是“反社会主义”和“反党集团”的问题了。这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讨论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工作会议，作为陕西省委的参会代表舒同，还不依不饶地在西北小组提出胡耀邦的问题，要求在中央的会议上进行批判。
于此可见，舒同的“左”，并不是一种随大流的左倾幼稚病，是一种深入到骨髓深处、已成为他政治本能的极左病症。为了表现他自己的“左”，竟然可以不要亲情、夫妻情，更不要说友情了。为了达到他个人目的，可以无原则地出卖良知，把朋友之间的私下交谈来作为他请功邀赏的政治砝码。这样的一个人，无论他的字体写得多么好，在书坛上名气有多么大，都无法掩映他人品的丑恶与心灵的卑下，更无法遮挡和抵消他在中共政坛上对人民所犯下的种种恶行。
胡耀邦在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宅心仁厚的他不仅没有公报私仇、去砍那几个在陕西把他整得死去活来的“佞臣”之头，反倒是以德报怨，都给他们工作上以很好的安置，生活上以妥当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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