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0年,中国税收收入增幅继续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两倍的速度增长,让深陷债务危机难以自拔的欧洲国家和正处“破产”危机中的日本羡慕不已。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税收稳定高增长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充足的“弹药”。然而,对于普通民众却意味着国民财富“大蛋糕”正越来越多的被政府切走,贫富差距导致的民怨更是越来越严重。
政府要发展,民众要公平。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家大业大、人多事多”的基本特点,一定要有坚实的财力做保障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然而,中国政府越来越富的同时更该考虑如何养民,也为民众多分点蛋糕。如果中央财政能够成为改善民生的主力军,能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话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但当下的结点就在于,政府分走那么多蛋糕却始终未给民众带来切实的实惠,针对民生的投入远远不够。
政府切走1/3大蛋糕
中国政府最近公布的一系列“进账”,再次引发社会财富分配的大讨论。
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7.74万亿元(1美元约合6.62元人民币),相比2009年增收1.4万亿,增幅约达22.64%,继续以超过GDP两倍的速度增长。其实,从2004年至2010年,除了2009年税收同比增长仅9.8%外,其余年份税收总收入同比增长均两倍于同年GDP增速。
若是按照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约89%测算,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8.7万亿元左右。除了税收收入,全国财政收入还包括非税收入。政府收入来源还不止于此,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额达2.7万亿元,同比增幅达70.4%。若纳入此类政府基金收入,2010年政府总收入将超过10万亿元。
10万亿相当于中国GDP的1/3。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一直以来,政府实际收入几乎都占到国民收入的34%,有几年甚至超过37%-38%。比如,2007年政府收入就占到GDP收入的38%。他还建议法定政府每年收入不超过GDP的30%。
与政府收入大踏步鲜明对照的是企业税负加重和居民工资增长缓慢。收入结构方面,周天勇表示,现在的税60%、70%来自企业,但在财产税、污染税方面则不完善。这样一种不抑制污染和财富不公平,而打击创业的税收政策,体现出整个收入体系存在的问题。
居民收入方面,劳动工资仍是主要来源。数据显示,1997-2008年间,劳动力工资的增速仅为11.6%左右,但是财富性收入,比如国企利润增速是32%多,政府土地转让金收入的年均增幅超过33.6%。
中国财富流向何处
尽管国家统计局还没有公布2010年的GDP,不过,这个数字应该比较容易推算出来:大约38万亿元----经调整之后的2009年GDP为34万亿,假设2010年全年增速为10%,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3
.4%,则2010年超过38万亿。这38万亿大蛋糕,除了政府分走的10万亿,其他的流向何处?企业、富人、普通民众又能分到多少?
有媒体这样测算:按照2009年的统计公报计算,当年,6.2亿的城镇居民获得可支配收入10.65万亿元;7.1亿乡村居民分得3.66万亿可支配收入。因为中国的城镇化加速,假设2010年城镇人口增加1,500万,农村人口减少1,000万,同时假设农村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均增长13%(其中包括3%的物价上涨),则2010年在辛苦了一年之后,13.3亿中国人大约共获得16.5万亿的收入,这个数字占GDP的43.4%。
但这43.4%的占比并不能平均分配到每个民众的头上。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来说,工资仍然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然而,恰恰是在过去的几年,不少家庭的投资性收入已经远超过工资性收入----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拥有一套价值超过300万元住房的家庭比比皆是,但是,历年工资性收入总和超过300万的家庭却非常少。当然,只有拥有多套住房的人才有机会兑现这笔财富,把它变成真正的“收入”----这些家庭集中在企业家、房产投资人、股票投资人、艺术品投资人等群体。由此,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
政府花钱该有新渠道
国家的财富是全民共同创造的,相比于GDP的枯燥数字,人们更关心的是政府作为“大管家”,如何有效分配这笔财富。就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这个“管家”做的不太称职。周天勇说:“全部政府实际收入占到国民收入的1/3,但党政公务及行政性事业支出就占到全部政府支出的39%,这样的两个比例对整个财富转移和经济增长发展方式影响特别大。”
“中央富、地方穷”,也是目前中国财政体制下不争的事实。一方面,中央政府的钱多得很。去年前11个月,中央本级财政收入4万亿,支出却只有1.4万亿,中央本级财政的结余就高达2.6万亿!如果平均到中国13亿人口,平均每人可以分到2,000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钱缺口实在太大了。还是去年前11个月的统计,地方政府本级的财政支出(约5.7万亿)减去地方政府本级的财政收入(约3.7万亿),缺口高达2万亿。
正因为如此,中央每年的财政支出很大部分要为地方填窟窿,这是近10年中国政府支出结构的常态。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到中国7.7万亿财政收入的52.4%,然而支出却只占中国财政支出的约两成,中央本级财政产生的相当于其收入2/3的大量结余,绝大部分会被转移到地方政府,以弥补它们的支付缺口。
一直是赤字的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缓解民生工程的开支。而要发展,就必须要有别的收入来源----房改后各地方政府就发现了“卖地”的财路。众所周知,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而且这笔巨额资金怎么花也基本由地方政府决定。
可想而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热情丝毫不减。由于土地一级市场是地方政府独家垄断“专营”买卖,地价在地方政府控制下只能高不能低,一路上扬。如果不改革现有的财税体制,使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统一,寻找新的花钱渠道,这个问题很难根治。
税收做减法 还富于民
当“政府收入迈入10万亿时代,税收增速两倍于GDP”这样的信息摆在公众面前,对每个普通公民来说,最期待的事,显然就是将国富转化为切切实实可以感知的民富。
税收大幅增
长意味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库更加充盈。但换个角度看,税收增长过快除了经济增长给力以外,也意味着纳税人经济负担的增加。据媒体报道,2011年中央政府拟议中的税收改革,多数将以增税为主。具体包括:对居民自住房屋征收房产税,提高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税负,开征环境税等。近期上调或将上调的税负还包括关税、物业税、烟草税等。
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同时,新税种不断涌现,国家税收收入持续攀升,创下历史新高。但居民收入尚未与经济发展同步,就被不断增加的税收“割肉”,容易让纳税人产生被剥夺感。
据美国知名杂志《福布斯》推出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介绍,中国内地紧随法国之后,位居全球第二。
民富、国强,才能提振内需,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今年是中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国富了如何改善民生,是所有人关心的问题。
民众不富、民间资金无处可去,在与垄断企业的碰撞中败下阵来。民间市场萎
缩,垄断与资本时代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既得利益阶层在包括个税改革、房产税改革、退休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游说,使得中国的税收、福利制度改革不能解决现有的分配失衡问题,反倒成为通胀的同义语。而每年获得上千元保障的低收入阶层,有可能支付更大的代价,每天提着菜篮子发愁,提振内需成为一句空话。
如果中国依然无法在民富、民资使用方面取得突破,此轮改革仍将会是空谈。框架的倾斜造成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衡,放弃唯GDP论吧,没有成本的财富增长注定会成为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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