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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高谈幸福 莫成广东画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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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最热的“一月话题”是“幸福”,原因是汪洋提出“建设幸福广东”论。

在广东省委十届八次会议上,汪洋呼吁改变唯GDP论,把“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定为十二五规划的“核心任务”。“让群众生活幸福,才是我们发展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让群众幸福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

在31省(直辖市)中,广东率先以“幸福”为“十二五规划”的基调。这是回应胡锦涛总书记的“民生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求是》杂志2011年第一期);更是回应温家宝总理的“幸福观”:“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2010年底在电台的谈话)

汪洋谈“建设幸福广东”,慷慨激昂,赢得“热烈鼓掌”。掌声之后,市、县、乡镇官员是否真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谋福祉”,却是许多民众的悬念:“建设幸福广东”莫成了只可看看的“画饼”。

在上世纪五六十时代,就物质基础而言,民众的生活连不到“幸福”这个词儿。1958-1960的“大跃进”极左政治运动,酿成三年大饥荒三千多万人饿死;后来,人们长期生活在物资短缺、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的日子,如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说的,民众花大量时间排队,等候购买短缺的物品。

如何“吃饱肚皮”、“走后门弄点油水”,是民众日常生活的第一大事,哪能奢望什么“幸福”?八十年代前期,改革家胡耀邦、万里、赵紫阳等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并获得元老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民众的物质生活略有改善。但是,“幸福”仍然是遥远的梦。

在极左派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中,年轻人刚脱离穿补丁衣服的艰难生活,尝试穿花衣服、喇叭裤管的长裤或迷你裙,却被指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精神污染”。总书记胡耀邦示意共青团中央“保护年轻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出面为年轻人说话:“如果我们总是要求人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脱离青年群众,影响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生活方式的变革。”从“全国清一色的灰蓝毛装”中解放出来,穿花衣服、迷你裙,居然有“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之嫌,足见“幸福”离民众多远。

建社会文明 创个人幸福

2002年冬中共十六大后,胡锦涛、温家宝开始在演词中提到“幸福”,主要是指改善物质生活,如增加职工和农民的收入。北京高层干部不再回避民众对“幸福”的期待,在演词或文件中出现“幸福”一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积累,也是观念更新的一小步。

汪洋最近大谈“幸福广东”,虽偏重物质生活的改善,却有一点突破:提到法治与“幸福”的关系。他说:“人们的幸福感之所以没有随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升,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法治建设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法治广东是幸福广东的重要保障。”这是回应温家宝的“建设法治政府”论。

走法治之道 有重重障碍

“幸福”能否成为“活生生的事实”,而非只是好看的“画饼”,许多人仍存怀疑。在官方南方网有网友留言,谓:“省委全会开始谈民生谈幸福,少谈GDP了。只是谈而已,不一定会落实……”。

走法治之道的第一障碍,是地方官场缺乏法治的秩序文化整合,权比法大、长官意志高于法律,导致法律的白条现象,官员不依法行事,关于民众权益和执法者的程序规范虚拟化;也导致政令不畅通,陷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恶性循环。《荀子•富国》云:“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乱所以自作也”,值得后人深思。第二个障碍,是不少地方官员的素质偏低,法律常识不足,缺乏法治观,贪污受贿、枉法渎职日益严重。第三个障碍,是缺乏权力和依法行政的有效监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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