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5日，我所在的红31军和红4军、陕北红29军、红30军、独立第1、第2、第3、第4团以及第15军团的骑兵团等部队一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385、第386两个旅、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等共1.3万余人。
开国少将刘华清
我所在的第31军改编为第386旅。原第91师改编为第771团，原第93师改编为第772团。军部自然就成了旅机关。由于编制缩减，我的机要科长职务也作了调整，开始任第386旅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9月上旬，我又接到通知，到第129师师部任秘书处主任。
我到师部报到后不几天，第129师便移驻富平县里庄镇，各部队改编后都在进行抗战出征前的各种准备。9月6日，第129师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召开全师改编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石桥镇附近有片100多亩的荒地，会场就设在这里。主席台正面挂了块布，其他三面都是敞开的，围坐着一万多人的队伍。会场周围，贴了许多标语，红红绿绿，很有气氛。刘伯承师长走到主席台中央，脸色严峻，第一个带头换上了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徽的帽子。他带领全场人员，大声宣誓。刘伯承师长每念一句，我们都跟着大声呼喊一句，黄土高原上空回荡着激昂的吼声。
在此之前，许多人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十年内战，国共两党军队生死相搏，一下子要改编，思想上很难转过弯子。不少人怨气很大，有的甚至要离队回家，因此，思想教育成了紧迫问题。对于部队思想上转弯子的问题，刘伯承师长和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刘师长多次深入到指战员中，反复宣讲形势任务和红军改编的意义。他说：“红军改编了，我们就可以高举起抗日的旗帜，可以不打内战而达到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败侵略者。打不打日本帝国主义，是个原则，又是个试金石，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它的考验。这是顺民心、达民意的大道理，思想上应该通，不通也得通。”
有些同志担心，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会被人家架空，并借机整垮红军。刘师长说：“这种担心是正常的，但不要紧，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实际上还是红军，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上有毛主席、朱老总，师里还有我。全国人民支持我们，国民党要搞阴谋，那是指挥不动我军的。”有些人对戴上“青天白日”徽的帽子非常不痛快，不满地说：我们从鄂豫皖打到川陕甘边区，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自己也成国民军了，感情上过不去。我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大家眼睛亮了，气也顺了。
第129师东渡黄河到敌后
此时，华北局势十分危急，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分三路大举进攻，一路沿平绥铁路向西进犯，一路沿平汉铁路向南进犯，一路沿津浦铁路南下。国民党在华北有70余万军队，节节败退。中共中央对局势的分析是：未来华北抗战局面，只能依靠我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来赢得胜利。遂决定八路军的3个师分别进驻恒山、五台山、吕梁山等地区，形成向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四面包围的态势，有利于相互协同，扩大回旋余地，保持战略主动，迅速实现战略展开，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10月 6日，第129师大队人马，经过韩城芝川镇赶到风陵渡，准备从这里渡黄河。风陵渡黄河河面宽约2000米，水流湍急，老远就能听到咆哮声，极有气势，让人想起“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等我们赶到时，先遣部队已经备好一些船只、木筏和羊皮筏子，请了一批船工和水手驾舟协助我们摆渡。师首长先分开渡河，张浩主任殿后，我随他最后一批渡过黄河。
周恩来副主席当时正在太原，与国民党协调八路军在山西的作战任务。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赶到太原与周副主席会合。我们则由张浩主任带领，在侯马站登上敞篷列车，沿同蒲路北上，到达太原。在太原停了一天，我陪着张浩主任，见到不少在山西的国民党达官要员。不久，徐向前去五台山需要参谋人员，我便带了司令部的参谋和警卫排的人员跟随去了。我经历的七亘村战斗
我师东渡黄河后，刘伯承师长率先头部队第769团，于 1937年10月10日进抵五台县东冶村。这时，日军经雁门关南犯，攻陷了代县、原平，正继续向忻口进攻；经保定南犯的日军，已攻陷石家庄，继而向娘子关进攻，太原已处在日军包围之中。不过，日军的交通线已被我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切断。我师的任务是在娘子关地区配合友军，阻止日军向太原攻击。
10月18日，我师第386旅和第385旅第769团进抵平定县东南地区。沿正太线西犯的日军正猛攻娘子关；旧关已落入敌手。守卫娘子关的是川军和阎锡山的部队，有数万兵力。我师部署在娘子关东南，于日军侧后寻机歼敌。我们一边侧击、阻击日军，一边收容溃散的友军。
七亘村战斗之前，我师已打了两仗。一仗是10月19日徐向前副师长指挥第769团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团长陈锡联以第3营为突击队，偷渡滹沱河，隐蔽进入机场，距机群约 30米时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小时激烈战斗，将24架敌机全部炸毁，歼日军警卫部队100多人。这是第129师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0月20日，又打了长生口战斗。这两仗震撼了山西友军，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七亘村位于太行山中部，在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是井陉、平定、昔阳三县交汇点。太行有“八陉”，井陉就是“八陉”之一。井陉有两个大门可穿过太行山：北门为娘子关，南门就是七亘村。七亘村四面环山，峡谷陡峭，沟梁纵横，道路险峻，是屯兵设卡要地。七亘村边有―条不足两米宽的村道，道南是一溜大坡，高有10多米，道北则是几十米深的深沟。远远看去，这条道路好像悬在半山腰上。
10月25日，吃过午饭，刘师长带参谋人员去七亘村观察地形。这是刘师长的老规矩，战斗前只要有可能，都要亲临实地，掌握第一手情况。我带上20多名警卫人员跟去了。没想到这次很危险。
到了七亘村附近，忽然对面传来枪声，越来越近，山谷口冲出一股日军，向我们猛烈射击。刘师长当即命令还击，打退了敌人。过了一会，又来了一架日军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大家劝刘师长早点离开，刘师长却像没事一样，仍然镇定地继续察看地形。这次出发前，参谋处长李达曾指示我，要寸步不离刘师长，一定要保证安全。我暗自捏着一把汗，死死盯住敌机动静，一旦需要，我就准备用身体挡住敌机的扫射。
好在有惊无险。七亘村是日军第20师团进犯平定、太原的必经之路，地形利于设伏。刘师长决定在这里伏击日军。
当天下午，日军第20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其后续是辎重部队，1000多人，在距七亘村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刘师长命令第772团副团长王近山带领第3营设伏在路南的土坎上，任务是切断日军第20师团的交通，夺其辎重。
26日拂晓，第772团3营进入伏击地区。第11连的阵地设在村南通向平定大道的南侧，第12连及团特务连一个排在道北坡上占领地，第9连、第10连为预备队，控制七亘村南侧高地。各伏击部队的位置，距大道最近的只有二三十米，远的也不过四五十米。9时左右，日军掩护部队200余人，先通过了我军伏击区；辎重部队见没动静，便跟进到了我军伏击区；其后尾掩护部队100余人，则还在东石门地区。刘师长命部队突然发起攻击。在一阵机枪、手榴弹的猛烈袭击下，敌人大乱，仓皇向东石门回逃，又遭我军截击。不到两个小时，战斗结束，共计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我军仅伤亡30余人。这一仗，干净利落，打得非常痛快。
刘伯承师长在七亘村的“重叠待伏”
七亘村战斗仅过两天，我们又在七亘村打了一次伏击。师首长分析，日军西犯，急需补给，其后方辎重部队肯定需要继续西进；而一旦西进，就别无选择，只有走七亘村这唯一的道路。这就为我军再次设伏提供了机会。果然，28日晨，测鱼镇日军辎重部队，在100余名骑兵和 300多名步兵掩护下，再次出动西进。我们提前已经探知情报，又设了埋伏。日军虽有警惕，但没想到仅过两天我们会再次设伏。上午11时，敌先头部队通过我伏击区时，并没发现我们。等辎重部队进了伏击圈后，我们突然展开猛烈火力攻击。敌人这次比上次准备得充分些，掩护火力很强，一时未能将敌打乱。天不作美，战斗到黄昏，下起大雨，支援部队也没赶上参战。敌一部向平定窜去，后续部分逃回了测鱼镇。这次战斗毙敌100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我军伤亡20余人。又是一个胜仗。
10月底，日军先后占领了阳泉、平定，沿正太铁路及南侧几条主要平行的大路向榆次、太原逼进。八路军总部率部从五台山地区进至寿阳以南地区，我第129师奉命率第386旅转至昔阳附近。11月初，在刘师长指挥下，又在昔阳以东的南、北界都和黄崖底，打了一场伏击日军的战斗。
刘师长判断：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的一个大队，由九龙关进犯昔阳，必然要经过南、北界都和黄崖底。这一带是河谷山间地形，便于设伏。遂决定第386旅第771团埋伏在黄崖底以南风居村，第772团埋伏在黄崖底以东巩家庄，师指挥所设在黄崖底附近。11月2日，日军的一个大队进入我伏击区，我军集中机枪、迫击炮猛烈杀伤敌人，3次打退敌人向我阵地的冲击。此役共击毙日军300余人，射杀及缴获战马200余匹，我伤亡 30余人。11月4日，第769团先后两次配合第343旅在昔阳的广阳以西伏击日军，毙、伤日军300余人，射杀及缴获战马60余匹。11月7日，我师3个团与第115师主力又一次在广阳、户封地区设伏，毙、伤日军250余人。刘伯承师长把这三次成功的伏击战称作“重叠的待伏”。
第129师抗日初期的这些战斗，我一直在刘伯承师长身边，耳濡目染，受益良多。刘师长的大将风度，统帅之才，让人肃然起敬。刘师长用兵足智多谋，机动灵活，富于创造性。他非常重视战前准备，把“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作“五行”，常对我们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只有“五行”做好了，才能下决心，定计划。他还非常重视通信联络，说：“没有通信联络，就没有指挥”。当时，连日本军事家及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刘伯承“确实厉害”，是“神机军师”。1942年，刘师长50寿辰时陈毅曾写诗祝寿，其中有两句评价刘师长是“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我觉得恰如其分。
当时，在国民党一些将领眼里，八路军就是“土八路”，只会打游击战，但游击战在抗日战场无济于事。可我军运用游击战取得了一个个胜利，给瞧不起八路军的国民党将领以响亮的回答。当刘师长集中了一批日军的战马、军刀和大衣、军毯，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时，卫亲自过目收下，并对刘师长指挥的七亘村连续伏击战，叹为奇迹。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在山西的数十万大军却在日军进攻中，稀里哗啦向南撤退，一直退到晋南中条山、黄河以南地区，山西、河北等地已见不到国民党的部队了。11月上中旬，太原、上海相继失守，华北形势进一步恶化。
我护送邓小平政委到第129师上任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第129师政治委员，我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接受了护送邓小平政委到辽县第129师上任的任务。当时，和邓小平政委同行的还有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从马牧村出发时，总部搞了台汽车，全部人员都坐车出发。这是两台烧木炭的卡车，日本造，质量很差，走着走着就抛锚。幸好几个司机都是老“把式”，总能对付着开动。
离开总部时，我问总部管理人员，我身上没带一文钱，路上吃住怎么办？管理人员说他也不知道。我一时想不出办法，就匆匆忙忙上路了。我们一路要经曲沃、冀城、阳城、晋城、高平等地，才能到达长治。山西的路窄窄的，坑坑洼洼，走了3天，才好不容易到了长治。这几天吃饭住房都由彭真安排，他是山西人，地方政府人员比较熟，走到哪个县，都有人招待吃住，而且吃得好，住得好，我们警卫人员省事省心。到了长治，彭真就到了目的地，不跟我们走了。这下我抓瞎了。
我们继续坐汽车到了武乡县。武乡县没人接待，我紧张极了，邓政委的行动要保密，不能找县长。我在武乡东村找了一家地主的房子，先请邓政委住下来。吃饭问题却无法解决，我真后悔，出发时要是从师部领点钱就好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报告邓政委，说身上一文钱都没有，首长吃饭的事不好解决。
邓小平政委瞅我一眼，说：“我身上有钱，你同我一起去吃，其他人你找村干部商量。”
我心里想：没有解决首长吃饭的事，怎么还能用他的钱吃饭？便说：“邓政委，你带你的警卫员去吃饭，我和其他人员找村长安排。”邓政委同意了。
晚上，我们挤在一间房子里。大家路途辛苦，很快睡着了，我却难以成眠，想着明天怎么搞，尤其是汽车千万别出事。天还没亮，我就提前起来，看司机发动汽车。果然汽车发动不着，捣腾好多遍，司机垂头丧气地告诉我，汽车坐不成了。
请示邓政委后，我去县政府找马。县政府一个负责人说：“多了不好搞，只能解决四五匹。”我带回4匹马，请邓政委和警卫员骑马先行，其余的徒步行军。剩下的都是山路，不算太远，只一天时间便赶到了辽县西河头第129师师部。
邓小平政委受到刘伯承师长的热烈欢迎，从此，刘伯承、邓小平便战斗在一起，统率着第129师这支抗日劲旅。此后不久，第129师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先后进行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三次伏击战，均取得胜利。作为公民，我为国家和民族尽心尽力，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作为军人，我一直在冲锋陷阵，没有让军装沾上污点。----摘自《刘华清回忆录》
成为军歌“大媒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几十年，而这首歌的“媒人”是刘华清。
1935年9月，刘华清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和政治部秘书长程坦负责新兵教育。在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时，程坦找到刘华清，建议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让大家天天唱。
程坦和刘华清一样，也不懂音乐。他们就借用了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咏过来咏过去，一唱一哼，认为歌词和曲子很合拍。唱了许多遍后，觉得可行，就把结果向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报告，他也完全赞同。这首歌在《红色战士报》上刊出，印发各部队。
当时，刘华清等人结合新兵的纪律教育，在部队组织教唱，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因为歌词容易领会，曲调也简单，这首歌很快就传唱开来。后来，这首歌广泛传唱开来。“如果这算得上是一份成绩，主要是程坦同志倡议干的，是他的历史功绩。”刘华清如此评价自己的作用，“我只是协助，作了个‘媒人’，把苏区现成的曲调往歌词上嫁接了一下”。
起草研制核潜艇报告
核动力潜艇是中国取得大国地位的最明晰的一种手段。中国核潜艇的研制设计是从1959年开始的，应该说核潜艇的上马是比较顺利的。但是，这项工程的前期开发工作却几经波折，这期间，刘华清先在七院，后调到六机部，岗位变化了，但关注核潜艇工程的心却始终放不下。
1962年上半年，由于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大批工程项目下马，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也难以继续工作。刘华清和戴润生政委专门向聂荣臻元帅做了汇报，中心意思是从长远考虑，研制工作不宜全部下马。
1965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当时，刘华清任六机部副部长，分管科研工作。于是，由他起草，以六机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专委提出研究制造核潜艇的报告。8月，中央专委正式批准了这个报告。
“文革”中，由于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刘华清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
为航母研究做了工作
航空母舰的应用，是20世纪舰艇发展的伟大成就。早在1970年，刘华清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方案。1980年5月访问美国时，在美方安排下他参观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留下了极深印象。
1982年，刘华清当了海军司令员，航空母舰在他心头的分量，自然大不相同了。可是很遗憾，当时国家经济力量不行。1984年初，在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刘华清表示：海军想造航母也有不短时间了，现在国力不行，看来要等一段时间。
两年后，刘华清再一次提到：航母总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发展航母，可以先不提上型号，而先搞预研。
在向总部机关汇报时，刘华清说，我们设想，对航母的发展，“七五”开始论证，“八五”搞研究，对平台和飞机的关键课题进行预研，2000年视情况上型号。这样安排，第一，从经费上看，在当前和分摊在今后每年中，并不需要花太多钱。第二，从技术上看，发展它是有各方面好处的，可以带动国家和国防需要的有关技术的发展。第三，预研过程中，可以对航母的战备价值及存在的问题摸得更透，有利于作出最后的科学决策。
这次汇报，在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机关产生了一定影响。后来，国防科工委组织科研单位和海军装备系统开展了有相当深度的论证研究工作。
当刘华清退出工作岗位后，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对于我国的航空母舰发展，尽了一些谋划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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