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南方周末刊发文章对中国实行近30年的公路收费政策进行反思。文称,收费公路政策曾促使中国交通建设飞跃式发展,但同样给中国人带来了全球最多的收费路段和最高的物流成本。公路变“私路”,成了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工具,也成了贪腐高发领域。
2008年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收费公路里程已达18万公里,相当于高速、一级和二级公路总量的55%。仅在被审计的北京、河北等18个省(市)中,收费站点就达4,328个,平均每个省(市)240个,累计征收通行费5,100亿元人民币(约合774.18亿美元)。交通部副部长翁孟勇称,“没有收费公路的政策,就没有中国交通的现状”。
中国的公路“收费”始于1981年,当时香港商人霍英东等人投资的国道107广深线东莞中堂大桥建成通车并投入使用,并建起全国首个路桥收费站。这正是收费公路的开端。
随后,由广东发源,再经国家政策与法律确定之后,收费公路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但问题随之而来:“还贷”的边界被轻易越过,“收费”呈迅速失控状态。其中奥妙,就在于“还贷公路”与“经营性公路”的区别。
一些地方政府和交通部门充分运作,在作为“政府还贷公路”收费偿清贷款本息后,多数公路摇身一变,转变性质为“经营性公路”,得以继续收费。这样的例子已多次见诸报端。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京石高速高路收费问题。
北京市路政局曾于2004年答复社会质询称,京石公路还清贷款本息的时间是2026年,还有8亿贷款没还清。然而根据北京市审计局2005年出示的一份报告显示,总造价约10.15亿元的京石高速早在2000年已还清本息,到2004年底已盈余近6亿元。
北京市人大代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税学院院长赵仑2007年调查发现:北京市9条收费公路皆为经营性公路,分别由3家公司经营管理,除一条收费期为25年外,其余均为30年。而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借助政府“转让公路收费权”的手段,实现了由“政府还贷路”到“经营性公路”的转变,得以继续收费。
2008年10月,一张题为《山西某部收费站组成天罗地网》的图片在网上热传,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西省几个市县的收费站。经调查发现,普通公路收费站接近200个,政府还贷性二级公路收费站157个。
山西收费站事件只是中国人因收费公路而承担的超高交通与物流成本的一个缩影。“遍布全国的设卡收费公路,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协调发展
的‘拦路虎’。”早在2005年,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张孝德就曾提出这样的观点。
审计署2008年的报告显示,在被审计的18个省份8.68万公里的收费公路上,不仅有违规设置的收费站158个,通过违规设置收费站、提高收费标准多征收通行费231亿多元人民币(约合35.1亿美元),并且有12个省份的35条公路收费期过长,收费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价公路”。
收费畸高困扰着有三千多万从业者的公路运输业,他们要么合法缴纳各种路费而亏损倒闭,要么采取各种违法手段超载降低成本。
巨大盈利诱惑也催生了地方政府在收费公路项目上的大干快上潮。依赖银行贷款建设大量收费公路,却超出地方政府自身财力和资源承受能力,社会运营成本和偿债风险由此大幅上升。如浙江省公路建设的银行贷款高达1,400多亿元人民币(约合212.52亿美元),占85%以上。黑龙江等5省260多条公路项目拖欠工程款87亿元人民币(约合13.2亿美元),拖欠时间有的已达六七年。
从媒体报道来看,收费公路和其主管机构的管理人员,也是“出事”最多的行业之一。近年来,“修建一条收费公路,倒下一片干部”,“道路通车,厅长落马”之类现象频现:1997年以来,河南交通厅五任厅长四人落马;上海“公路大王”张荣坤引发社保大案,涉案金额数百亿,以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为首的一批官员受到查处。日常听闻的怪相和现实中亲身经历似乎都印证了人们的判断。即便交通部一再申明,中国的收费公路仅占全部路网的3%,仍无法阻止收费公路政策陷入严重的公信力危机。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制定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系政府财政力量不足之时的过渡之举。”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贾元华称,“公路建设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与社会经济体制及运行模式的改革未能同步进行,已显露出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
今日的政府财政收入紧随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但政府依旧习惯于通过市场化融资的手段建设公路,其中的原因在哪里?“采用将公路收费权质押贷款的方式筹措资金修路,甚至存在一些通过招商引资建设的投资经营型收费公路项目。”贾元华指出,“因为这样不仅能还本付息,还有盈余,又何必花自己的钱呢?”
除了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外,收费公路政策背后还存在利益博弈和资源配置上的考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表示,“如果取消公路收费,用本地的钱修路,让外地车免费通行,地方政府就会明显缺乏动力,这在有利益冲突的区域间特别明显。”
2020年前,中国还将建设大量高等级公路。而国家交通主管部门也反复对外宣称,收费公路政策仍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筹集公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主要渠道。但即便如此,交通部门也承认,“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是多渠道发展公路交通的投融资手段,而非公路建设的目的。“归根结底,公路是一种公共服务资源,应还原其公共物品的本来属性。”贾元华说。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撰文指出,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应尽量做到政府不补贴,也不多赚钱。“多数民众对收费公路是认账的”,王锡锌教授说,地方并非不可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而公路收费乱象的根源并非收费还贷,而是收费还贷变成了幌子,变异为与民争利的掠夺,成为地方和部门追逐利益的“提款机”。
王锡锌教授认为,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公路如何建、收费站如何设都做了明确的限制,只要做到信息公开,让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使其获悉公路的选址理由和修建成本,确保收取的费用仅用于还贷而不得挪作他用,并遵循法规对收费有效期的限制,“许多收费站就会不复存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滥收费、乱收费的情况。”
网友“mrfuck”感叹:难怪说“要想富,先修路”,只可惜富的并非人民。网友“wbxxiq”说:修路收费有其合理性,但现状是收费标准过高、收费“还贷”的时间过长,这些高额的收费变成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摇钱树、腐败的源泉了!其合理性早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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