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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八百壮士讨养老金 中共官员让其找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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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高龄的最后一位淞沪会战八百壮士,同时也是八百壮士敢死队长杨根奎,在日本战俘营作为苦力死里逃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黑五类”受尽折磨。至今生活贫困,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退休金。他尝试找到四川省金堂县相关部门,但得到的答复竟是:“那你只有去台湾找国民党给你落实政策。”

由中共广东省委主办的《羊城晚报》1月22日在第B06版整版报道《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归来的壮士杨根奎》中,披露了上述心酸往事。报道说,淞沪会战73年后,一直被视为最后一位八百壮士杨养正病逝前12天,2010年12月4日,一位90岁的老人杨根奎悄然来到四川民间建川博物馆。在淞沪会战展厅,他抢过讲解员的话锋:“我当时就是守四行的。”接着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当时与日军肉搏的细节:“我抓起一把手枪,腰杆上别4颗手榴弹,带了40多个人冲了出去。有个鬼子兵端着刺刀长枪朝我刺来,我头一偏,刺刀在左额头上挑开一道血口子,我甩枪把他给撂翻……”

最后一位八百壮士

“中国壮士1931-1945”群雕广场,这位“最后之后”的八百壮士找到谢晋元的雕像,摘下手套,脱帽,立正,敬礼:“团长,部下杨根奎,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抗战(战斗)结束,退入英租界。我给您敬礼了。”在蒋中正的雕像前,杨根奎深深鞠躬之后,肃然立正:“蒋委员长,部下杨根奎给您敬礼了……”随后,他又给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雕像依次敬礼。

报道说,在“中国老兵手印广场”,老人留下了右手的手印。他说,他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峥嵘岁月》,简直不敢相信真有纪念正面战场抗战的博物馆,于是让侄儿带他来这里。他掏出一个小木盒,推开盖子,里面是三枚铜质证章:“抗战胜利章”(编号6716),“中训团军真蓉荣誉章军官证No.191”和一枚上有“24中队3909”字样的证章。“我要在淞沪会战的展厅里,把这三枚证章捐赠给建川博物馆。”杨根奎说。

越狱越狱再越狱

淞沪会战时,杨根奎是国军88师谢晋元所部524团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在突围之战中,一排40人作为敢死队,杨根奎左额头上被日军刺刀挑伤,左手腕骨折。沦为“国际俘虏”后,蒋中正晋升了所有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杨根奎也被晋升为上尉连长。在“孤军营”中被羁押三年后,谢晋元被刺杀身亡,八百壮士铸造了谢团长纪念像章。杨根奎说:“这枚谢晋元纪念章,孤军营每人一枚。后来它就是我们‘八百壮士’的身份证明。”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八百壮士沦为日军俘虏。杨根奎和杨养正都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一个月后又被送往芜湖裕溪口抬煤炭。

两次越狱失败后,杨根奎等被送到南京浦口煤矿,不久,杨根奎等四人越狱成功。逃出沦陷区之后,四人但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拿出“谢晋元纪念章”,沿途部队、各级政府均盛情款待和慷慨资助。

日本投降后,投奔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第十战区的杨根奎拿着胡宗南亲自签发的差假证(相当于通行证)和路费5万元回到四川金堂白果场。杨根奎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匹布,算是“衣锦还乡”。

不久,杨根奎为了生计重新入伍,被原88师师长、时任16兵团司令的孙元良任命为127师中校侦察队长。1949年12月升任124军223师少将副师长,124军军长吴峻人借故未予认可。杨根奎重新回家,随即听说124军起义了。

噩梦般的日子

回家后的杨根奎用入伍前的名字“杨耀辉”过起了昔日的铁匠生活。同村人只知道他当过国民党兵,无人知晓其军官、八百壮士身份。尽管如此,在“四清运动”中他还是被划为“五类分子”。杨根奎将珍藏多年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派出所欲证明自己虽是国军编制,却是抗战军人,从未打过内战。但此举却给他招来更大祸患,纪念章被当场没收,人被当即关押。

报道说,“文化大革命”中,杨根奎和当地的旧保长、地主一起成为时常当众表演“跪瓦砾”、“跪高板凳”的“老运动员”。杨根奎回忆起“文化大革命”那段和裕溪口战俘营一样的噩梦日子时说:“当时最恼火(痛苦)的是,(造反派)问你‘坐快车’还是‘坐慢车’。‘坐快车’,就是让你躺在地上,拉着你的腿往前跑,背就在坑洼的地上磨,磨出血;‘坐慢车’,就是慢慢拉着走。残忍得很啊!”

在“打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把国民党的伪军官杨耀辉抓出来”的口号声中,杨根奎明白,仅仅暴露了国民党士兵身份,尚且如此,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不用说“223师少将副师长”,哪怕是连长排长,他也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位隐藏着昔日英勇故事和英雄身份的壮士,默默忍受着一次又一次非人的折磨。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发生了。杨根奎所在大队的书记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杨根奎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杨根奎身着国军中尉排长军服,腰里别着两支手枪。面对“罪证”,身处绝境的杨根奎一口咬定照片上的年轻人不是自己。幸运的是,他只在当地使用的名字“杨耀辉”,在国军档案中始终没能查到记录,加之多年磨难让杨根奎过早地苍老,最终让他躲过了更为残酷的迫害。

在那段苦难而漫长的岁月中,“杨根奎”三个字,曾经成为这位“杨耀辉”最恐惧的噩梦。这让人想起南京日本投降仪式上曾担任警卫营长的赵振英,在那个扭曲的年代里,自己也觉得那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不敢提及、羞于提及。

待遇一无所有

报道说,待到那场全民族的噩梦逐渐醒来后,家人和邻居才渐渐从杨根奎的口中听到八百壮士、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些昔日无比陌生的故事。杨根奎如今不必再隐姓埋名,可以自豪地讲述他的抗战故事了。但当被问及这些年来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时,回答竟是“一无所有”。

90高龄的杨根奎,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退休金。

老人有8个子女,目前和小儿子一起居住。全家有六七亩地,以种地和外出打工为生。2005年,杨根奎看到杨养正被评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的报道。杨养正获得的认同,让杨根奎欣慰。他尝试着找到金堂县相关部门,但他得到的答复是:“那你只有去台湾找国民党给你落实政策。”讲到这些,老人颤抖的声音中,有一丝无奈、一丝酸楚:“我是为祖国而抗日的啊!”

如今,杨根奎最大的心愿,是能找回当年被没收的那枚“谢晋元纪念章”。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曾引用父亲当年形容二战老兵们心境的话说:“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老兵在慢慢凋零,一代抗战老兵的荣光,永不凋零。该为老兵当年紧握钢枪的手,换上一束康乃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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