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孔子塑像落户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表示，选择的实质是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制度。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兼容并包的、自由的现代文化制度？这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事。另外，袁伟时还纵论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国家形象、辛亥革命100周年启示、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价值等决定中国重大发展方向的思想命题，并对未来10年中国发展表达了他的期望与担忧。
袁伟时因2006年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并导致《冰点》停刊，主编李大同及副主编卢跃刚撤职而闻名。最新一期《南方周末》旗下《南方人物周刊》刊登袁伟时长篇专访。刚刚过完80岁生日的袁伟时表示，“90年代以来，我的思想基本定型。追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国家的法治、宪政、富强，是我一贯的目标。”
价值观是国家发展大事
对中国过去10年（2000-2010），袁伟时有三点看法：第一，经济上不用太担心。第二，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在觉醒。第三，思想文化走向，这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件大事。
袁伟时说，一个城市树立雕塑，包括文化名人的雕像，这很正常。但现在把孔子变成九五之尊，把雕像置于北京城的中心，全国政治中心，这是一个表态。需要观察，先秦其他思想家有没有位置？老子、庄子、墨子能不能、何时能出现在长安街上？如果长期不让他们在长安街上散步，只剩孔子供人顶礼膜拜，这就严重扭曲了先秦的历史，体现了对轴心时代中国文化状况的无知，从而成为令人忧虑的文化象征。
这个选择的实质是要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制度。要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还是要兼容并包的、自由的现代文化制度？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事。
关于中国崛起
关于过去10年中国崛起，袁伟时认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已在国际上树立起来了。而且，它适应了时代的变化。这是过去10年中国值得高兴的事。但中国是在还19世纪的旧债，顺应了时代潮流。鸦片战争后，中国就应该用人类文明新成就来改造国家。但当时没做到，结果就挨打了。19世纪完全是在交学费。登峰造极之时，主动向11个国家宣战，屠杀外国人和沾点洋气的中国人，招致八国联军入侵，这是很惨痛的教训。
袁伟时表示，任何社会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并没有特别独特之处，刚取得点成绩，有些人的民族主义就发作了、翘尾巴了，这个值得注意。
北京共识及中国模式
中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每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现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也避免了像西方国家那样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人认为，其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所谓北京共识及中国模式。对此，袁伟时认为要回到常识。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不少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不彻底地恢复私有制，也就是他们讲的模糊产权制度。但模糊产权恰恰是冲突不断发生的根源，而不是优点，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另外，有几个关键因素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是外向型出口带动战略，这是四小龙和日本的经验；二是推进了城市化。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城市化不断发展，也创造着巨大的市场。在两大杠杆带动下，经济发展起来，好像是看到奇迹，其实是借鉴他人的经验，还历史旧债。
袁伟时认为，所谓北京共识，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政府介入经济，这恰恰是中国经济改革代价太高、成本太高的重要因素。
具体表现为贪污盛行、环境破坏、私产遭受侵犯、社会矛盾尖锐。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撰文《中国模式是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称：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深入改革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拆故宫建白宫，今日迫切任务是反对迷信西方教条，防止洋教条把中国导入陷阱。对此，袁伟时表示，说中国挑战了计划与市场两分，肯定是错的，中国政府干预经济太多，与市场配置生产要素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恰恰是要克服的毛病，说成是成功经验，令人不解。说中国挑战了民主与专制两分，更是政治学上的笑话。纳税人拿出GDP的20%-30%供养政府，当然要它好好办事。民主与专制的区别有四点：1.权力来源。“权为民所赋”还是某人或少数人自命为天生的统治者？如果是前者，公民就要通过定期选举确认政府的合法性。2.对公民自由的态度。专制政府以统治者自居，肆意剥夺公民自由；民主政府则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确保公民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安全，提供公民个体或市场不能提供的产品。言论自由是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没有建立确保“言者无罪”的制度，所谓民主比英明君主虚心纳谏还不如。3.决策的程序。4.有没有分权制约。
如何改善中国国家形象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一些风波，比如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让中国高层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形象，至少是在某些国家的形象，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而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近10年来也一直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政府现在加大了对外媒体的投入，以及在国际知名媒体上投放中国国家形象的宣传片。袁伟时认为，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是接纳欢迎，而不是抗拒恐慌，其治本之道关键在于：第一是要开放。中国实际情况，要让中国人了解，让世界媒体记者、学者、政治家了解；第二要实实在在推动改革，中国形象自然令人景仰，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由衷的尊敬。
如果中国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无论做多少宣传，一下子就被像抓记者、抓敢于揭露官员胡作非为与社会黑暗面的公民、乱拆迁、抢记者录音笔之类的事给抵消了。
辛亥革命100周年启示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针对两岸都要大张旗鼓地纪念，回顾100年前的那个10年（1900-1910）这段时间给后人如何启示。袁伟时表示，第一，关键时刻要当机立断，敢于改革。晚清在教育体制改革、法制和司法改革上很成功，可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却犯了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时各方联合要求立即在宣统三年（1911）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当局却拖延应付，贻误时机，宣布要到宣统五年（1913）开国会。结果没有宣统五年了，清朝完蛋了。第二，晚清有两项举措，值得借鉴。一是花费大量资金在全国范围进行宪政教育。另一是推行地方自治，公开宣布地方自治是宪政基础，从县到省实行自治。第三，在对待群众运动上，晚清留下惨痛教训。对公民游行等，应该对话沟通，化解矛盾，绝对不能镇压。可是，清政府却严厉镇压保路运动，制造了一场埋葬自己的革命。
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价值
有人说，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和主体性，如果按照普世价值搞，中国会不会沦为西方的附庸？
由这个话题引出普世价值观与中国特色价值观的关系。袁伟时认为，两套价值观和规则是冲突的。首先要弄清楚中国特色价值观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条是民主、法治。这一条显然来自西方。落实这一条就会成为西方的附庸，那不是胡说八道吗？与平等、自由背道而驰的儒家价值观，当代中国人能接受么？
袁伟时认为，究竟要发扬什么价值观？值得中国人反复深思。现代文明的标准在联合国三个人权公约。这是各国政府代表和学者，不分东方、西方共同制定的。中国政府代表参与制定了《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两个公约，中国政府都签了字。这三个公约体现了当今人类的共同价值。假如付诸实践，国家会得到人民的尊重和热爱。一个政党要是真正实践这种价值观，人民也会拥护它。
未来10年的期望与担忧
在访谈最后，袁伟时表示，他对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有三点期望：第一，企盼后5年不再出现以言贾祸的事件。第二，如果不犯大错误，经济仍然会比较快速发展。但财产权能否得到切实保障等问题值得关注。第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现代教育体系。他同时担忧，最担心官员的认识跟不上形势，会在两个方面阻滞社会发展：一是口头说改革开放，内心却根本不承认我国很多领域体制落后，不适应经济发展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不思进取，贻误改革；二是官员思想上沉溺于阶级斗争多疑症，行动上摆不脱动用暴力手段（公检法机关）对付一切的习惯，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悲剧英雄，加剧社会矛盾，一次又一次严重损毁中国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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