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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高权力圈的一场预选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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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十一大之前的第十届书记处班子,是一个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看来很不得力、很不令人满意的班子。这届班子中也有几位后来很得邓小平、胡耀邦信任的政治明星如胡启立、李瑞环,但他们在团中央都呆的时间不长,就挂著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衔调任别的岗位。像胡启立,在“文革”前曾任团中央候补书记,虽然1978年就从清华大学副校长任上回到团中央担任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但很快就到天津市担任市长。

这届团中央班子的第一把手韩英,本在山西煤矿系统搞技术工作,“文革”中后期,他于1973年5月14日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相当于后来的副书记),与谢振华、陈永贵、张平化、王谦等人共事,主政山西;“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周围的官员垮了若干,他却经受住了审查,在1978年3月的山西第四次党代会上当选连任省委书记,后来,由山西籍的华国锋挑选上来筹备团中央的恢复工作,而后就当了团中央第一书记。由于他被人视作在“文革”中窜升甚快的“火箭”干部,当邓小平成功地搬开了华国锋等人之后,他也就地位越来越不稳。

韩英在任上抓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评选活动,以顺应全党战略重心转移;和其他政工、群团组织发起了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等为内容的“五讲四美”等活动,以图挽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颓势。但是“文革”之后的青年普遍发生“信仰危机”,1979年思想解放运动之际及其后,青年更是思想活跃,向官方意识形态提出了越来越尖锐的质疑与挑战。党中央很希望团中央发挥“助手作用”,最好能够衝锋在前,起码也能够抵挡一阵,以减轻党中央所受的衝击,分散一些压力。例如,当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四五论坛》和《探索》等等出笼,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上访者大批涌进北京,西单墙大批大字报不断激起汹涌热潮时,党中央招架不住,再三要求团中央积极出面“做工作”----毕竟,上访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份和要求是与共青团的工作范围有关,例如知识青年大回城、青年就业等社会问题。

韩英等人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被批评为软弱无力,“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更是节节败退。而这时的团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又有王军涛、韩志雄等人,他们是以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英勇事迹,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成为众所瞩目的英雄,从而被选入团中央委员会的。但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们又成为民主运动的骨干,不仅发文章、作演说,王军涛还在就读的北京大学里积极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名噪一时。在他们看来,这是秉承了“四五运动”的真谛,而在当局看来,则是这些人正在“走向反面”。中央本来指望韩英等人能成功地控制住王军涛这些“不安定因素”,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内部”不至于向社会上扩散,但是这哪里是韩英办得到的!这更激起中央的不满。

关于韩英当年面对王军涛等人做工作的尴尬,笔者曾向王军涛本人求证过。亚衣对王军涛的专访《政治是责任、智慧与善意》,也讲述了韩英当年怎样无计可施:“我在1978年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在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0年团中央开会的时候,当时的第一书记韩英,派了两个书记、三个部长到北京组参加讨论说要处理我。后来是被胡耀邦制止的。胡耀邦从外地回来,韩英到机场迎接,向胡耀邦汇报了我的问题,胡耀邦说年轻人愿意讨论一些新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批评,但不要组织处理。”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从另一个角度回忆了当年情况:1979年12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宣部长胡耀邦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副总编辑王若水、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和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叫到他家中谈话,拿出有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批示的一份公安部报告给他们传阅。这份报告称:《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11月15日,徐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请求把他们要求释放刘青的信转给中央,王若水接见了他们。徐还说团中央也支持。邓小平批示:“应要求王若水等人就此事提出正式报告。”华国锋批示:“建议耀邦、穆之和韩英同志抓一下。”

王若水写道:

在胡耀邦面前,韩英叫屈说,“对这些人很难做工作,因为读书不如他们多。”韩英还讲了他同王军涛谈话的情况,说这些年青人同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连(中共建政以后到“文革”这)17年也不是(社会主义)。不然,为何不如日本?你看他这个观点!可他还信心十足。”韩英说还找了王军涛的父亲,他爸爸说服不了儿子。

软的,没有效果;硬的,胡耀邦又不同意。韩英他们对付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民运青年”,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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