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法律缺乏尊严的文化根源》（南方都市报1月24日），或可看作是“外儒内法”论的注脚：“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知识分子视儒家为专制的帮凶，其实法家才是两千年专制的渊薮。”此论大可商榷。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贫困，首先是哲学的贫困。孔丘、墨翟、李耳、商鞅等诸子百家，与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亚里士多德等希腊群英的差异，除了欠缺逻辑和实证精神，最大的缺憾就是自由、人权思想的匮乏。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对此深有感触：“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自由与不自由”。这些缺陷和局限导致传统文化不能以事实验证、归纳、推导出规则和定律，诞生数理化等现代科学，以及法律至上的政治文明。
法律缺乏尊严的文化根源在于人缺乏尊严，“牧民者，犹畜兽也”（《淮南子》），民众被皇权整治为“畜兽”，如同惊弓之鸟，甚至比动物还不如，动物只担心食物、天敌，生怕祸从口出的臣民，有时候装哑巴都不行，表情没配合好，牙疼的不是时候，都能定你个“腹诽”。
为说明法家的法主要是用来治理臣民，景凯旋先生引用了商鞅的“法者，民之治也”，可这难道不是儒家“刑不上大夫”的翻版吗？孔子试图用“克己复礼”解决现实难题，本质上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不合礼制、不利于君主专制的言论都要受到压制、屏蔽和打击，法家和后来的儒家把这种强调等级、尊卑、秩序的学说发展成一整套严格的有利于君主专制的法律和道德，伦理取代了逻辑，强权代表了法律。
事实上，儒、法是专制这枚硬币的两面，只有世时机之分，而无内外之别：你跟权力谈法制，他跟你谈“尊君亲上”、“君为臣纲”；你讲儒家“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他就强调法家的“养人如养六畜”、“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你讲“君仁臣忠”，他就来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类似于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你一谈政治，他就讲民意；你要讲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一耍流氓，他就严格执法。”
宗教在历史上导致的战争、迫害自不待言，但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和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却又从另一个方面为儒、法合流，树立人世间的天子、天道和皇权、领袖崇拜打下了根基。
景先生用“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证明中国有建立现代法治的“大众文化心理基础”，似嫌薄弱。这两句话是没有信仰而又遭受灾祸、渴望正义者发出的哀鸣和气弱游丝的警告，只对外不对内，以致于“人一直在做，天一直在看”，但举头三尺的神明却越来越远。
谭嗣同对“两千年专制的渊薮”洞若观火，堪为盖棺之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要让法律具有尊严，惟有让人活得有尊严，普及自由民主的公民教育和民主手段的训练，这样才能构建现代法治所必备的大众文化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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