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林失和后，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充当和事佬，尽量缓和事态，维护党内的团结。在批陈整风运动中，他不想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更多地扮演了一个缓冲的角色。周这种居中调解的努力，毛、林双方却都不买账，连连碰壁。
在迅速扩及全党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手中对付林彪的一张王牌，在前台扮演要角，具体贯彻落实毛的意图。处在夹缝之中的周既无意违抗毛的旨意，也不愿过分为难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更多的是奉命行事，希望他们能够争取主动，尽快检讨过关。为此，他在九月下旬看到毛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示后，立即提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完全决裂，对党对己都极有利”。
但是，没有想到毛泽东却对吴法宪、叶群二人抓住不放，对他们的检讨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这样一来，反而帮了倒忙，弄得周恩来很尴尬。他担心本来就有抵触情绪的黄、吴、李、邱等人会对毛有意放过汪东兴，却对他们没完没了，思想上想不通，产生更大的怨气，以至在检讨的问题上顶牛，令事情更加无法了结。于是，善于做调解工作的周氏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批告黄、吴、李、邱四人，说毛“两个批示对我们都是最大的教育”，以便多少缓和一下毛的批示对他们所造成的精神压力。
但是，毛泽东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决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一场思想上的“自我教育”，而是另有所图。毛在接连“抛石头”砸向林彪党羽的同时，为了防患于未然，展开了被其称为“挖墙角”的行动，目标是拱卫京师的北京军区。其实，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并不是林彪山头的人，兼军区政委的李雪峰在文革运动中虽曾被陈伯达出面保过，但陈不过是奉命行事，两人并无更多的瓜葛。毛之所以拿北京军区开刀，是因为他深知京畿地区的重要，而庐山会议的风波又是从华北组首先闹起来的，北京地区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卷了进去。这令毛实在不能放心。
善于抓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很快便从隶属于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中找到了“石头”，迅即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并点名让黄永胜、李作鹏参加会议。根据毛的指示，十二月下旬，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华北会议）。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江青按照毛的意图，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郑维山也成了陪绑。李、郑二人随之在会上成为众矢之的，非要把两人打成“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成员不可，而且株连了下面不少人，大有重新挑起华北各地派斗之势。
这种杀鸡给猴看的场面，让被毛泽东点名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人心惊肉跳，就连周恩来也为此感到不安，试图出面纠正这种过火的搞法。不过，周氏做得很老到，采取了弃李保郑的做法，以免与江青正面冲突。他在写给毛和林彪的报告中反映了华北会议出现的偏向，提出：“如不注意领导，主张打倒的人会占多数，问题会扩大而不易深入，对立会加深而不利团结。因此，我们主张对郑维山同志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
这以后，华北会议上的紧张气氛才算有所缓和。而这时毛泽东也认为改组北京军区的舆论已经造得差不多了，表示同意结束华北会议。于是，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央作了会议的总结讲话，宣布了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二人出掌北京军区。 华北会议后，周恩来总算松了一口气，以为批陈整风运动这回该告一段落了，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全国计划会议上去，讨论制定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设想。这次会议已经召开了两个月，但由于批陈整风运动是当时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其他工作只好让路，所以会议一拖再拖。对此，周心里很着急，想尽快结束会议，以便各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好好抓一下经济工作。
然而，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在把京畿地区牢牢掌握在手后，毛并不想罢手，继续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来请示结束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上又一次“抛石头”，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抓住不放，其实并不是因为黄、吴、叶、李、邱他们真的“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而是恼火他们在私下里订立攻守同盟，在检讨揭发中口径一致，把所有的责任都往陈伯达身上推，而绝口不提林彪。这种“舍车保帅”的抵抗，自然使得急于抓住林彪把柄的毛泽东一无所获，因而越发不肯罢休，非逼林彪本人出来检讨承担责任不可。
这样一来，又一次打乱了周恩来想集中精力抓一下国民经济工作的打算，而且再度被夹在当中，不得不设法在毛泽东、林彪之间的角力中周旋。对于毛的批评，他不敢怠慢，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各地来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传达，并亲自为中央起草了转发毛批示的通知。与此同时，他又约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如何进行检讨，“变被动为主动”，以便争取尽快了结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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