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荒原的挣扎
1958年初夏，一列闷罐货车装载着数千名鸡鸣狗盗、“牛鬼蛇神”，斜斜地穿越中华大地。我也在其中，身份是“打成右派后抗拒改造，逃避批斗，企图偷越国境逃往香港”而判刑五年的“现行反革命”。
车轮始终如一地用同一节拍在铁轨上撞击出单调的音律，心儿却如被海潮挟裹着的一片贝叶，一会儿被高高抛起击打了岸边的岩堤，一会儿又深深遁入洋底，暗无天日中，为鱼虾所戏。列车一直向前，却不知前方何方，有人说是向北，有人说是向西，直到中途唯一一次停车放风，才知已到陇地。
倒净便桶，更换了积贮于车厢内的污浊空气，列车又复行进，从刚才补充的粮、水看，目的地还远在天际。此时心中少了些忐忑，多了份惆怅之绪。我踏上沿车厢壁堆放的行李，攀住那斗方车窗上的铁栅，将目光投向远方，希望从飞速迎来的景物中探索命运之于将来，憬悟是非之于过去……
这儿曾是华夏祖先生存繁衍的圣地，如今看去却是如此贫瘠。据说这儿也曾绿树成荫，如今只有纵横交错的沟壑将绵绵亘亘的童秃黄土切割成局部的封闭；纵有那粉饰太平的灿烂阳光将黄土染出富丽金光，可塬坂上一角角的田土，崖崖边一孔孔的窑洞却道出了此处生之艰息……
忽然，我的眼光被一个景象吸引----从那山崖崖，那从上往下斜斜伸出的弯弯小道上走着一个妇人，在那急速迎来的远处，穿着件深蓝色似乎缀有小白花的褂子，看不出她的年纪，臂弯搭着只盖着毛巾的篮篮，款款地走在小道上，正将朵小小的红花往头上插呢……
她的影子很快便从气窗的那方空隙向后逝去，但她身后留下的那一脉安祥、恬适已深深影响了我的情绪----昨天，平凡的生活决不会引起自负的我的兴趣；今天，身遭突然变故后的我万分地羡慕那凡俗又恬适的生活却已遥不可及。
“知足常乐”只是句俗套。破了产的商人、输得精光的赌徒、被参劾的贪官才去参老庄禅，这是人生的悲哀，却又是一再重复，难以劝悟的世象形迹。
铁路的尽头是甘肃的河口。下车已是深夜，可是有人在等着我们。连夜换乘卡车继续前行，渡过黄河直奔西宁。
在西宁休整两天，留下了几个学建筑，学无线电，学医的人后，其他人又复乘坐卡车继续西行。
翻越了那座唐?文成公主远嫁藏王松赞干布时曾在此驻足，回望长安的日月山，赏鉴了那面古称“西海”的青海湖。大湖躺在绿草地间，像一块未经雕琢的宝石，阳光下，绚烂出碧蓝碧蓝的宝光。
天是蓝的，几丝高卷云使得蓝天有些暖昧，湖是蓝的，湖边散牧着的羊群入了定似地纹丝不动，以致让人觉出这方水土竟是如此的静谧。心情莫名地好了起来，忘却了卡车头上荷枪看守的士兵时时发出的叱责，忘却了我那两条长腿因为?缩在拥挤的车厢中久久不得伸展而生出的麻木，心中竟漾起一丝似乎还带着些诗意和温柔的憬憧----这难道不就是我们的“贝加尔湖”！贝加尔湖边流放过列守、斯大林，流放过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忠实的妻。在那里，他（她）们唱着一首歌----“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者的心/为争取自由而受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朋友啊，你有权嘲笑我，便是我自己想起“昨天”也会觉得羞赧。然而那年我才二十三岁，二十三年中，我是用书本来“理解”世界的。另外也得责怪那面湖，那面湖实在太美，难怪蒙古人将之称为“库库诺尔”，藏人称她为“错温波”，那意思是一样的，一样的意思就是“蓝色的海子”。任何一个人见到她时，都会被她那蓝色的宝光夺去魂魄，何况是我，在我心中，蓝色象征的是纯洁与自由。
可是汽车并没有在美丽的湖边停住，而是继续滚动它那无情的轮子，沿着唐蕃古道，一路向西。蓝色不见了，绿色也不见了，代之的是土灰沙黄。却也有生命，远处奔驰的黄羊、狐、兔，近处的牛毛毡房和那些在砾石地面上啃吃着既不象灌木又不象草的骆驼刺`“卡巴柴”的山羊。“这就是柴达木”，当过兵的倪俯在我耳边悄悄地说。
晓行，夜宿，所谓的“宿”仍然是在那伸不开腿的车厢中?缩，以致我都忘了究竟走了几天我们才被赶下车来，告知目的地已到，这地方叫做噶尔穆。
迎接我们的生物可比河口、西宁多得多，那是成千上万，云雾般的蚊子。远处有个“村子”，有树、还有土黄色的房子。从“村子”那儿有几骑马向我们驰来，骑者戴着形状古怪，有点象头上套了只瓮似的帽子。近了才看清楚，来者戴的是布凉帽，只是帽沿上缀了一块草绿色的纱布，纱布在颈子处扎住，将整个脑袋罩在里面，因而远看呈椭圆形，让人误以为是头上套了只瓮子。这帽子立即引起了我们的羡慕，因为所有的新来者----我们，车头上的看守和巡视在车下的押队干部都在不停地挥舞双手，护住面部，抵挡蚊子的侵袭。
骑者显然是本地干部，他们的任务是来引导车队，把车队引到各自的驻地。于是，稍事交接，车队又复启动。一部分车向左拐了弯，其他的车则向“村子”方向开去。进了“村”，在一块上面写着“噶尔穆 海拔2780”的石碑前拐向右手。趟过一条清清沏沏的小河之后，一路追赶着已经斜倾了的太阳，在一片景色奇异得令我们这些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人瞠目结舌的荒原上，车轮终于停止转动。命令传达下来，让我们下车，并且告诉我们，这儿就是我们今后生活的地方，地名叫做：“噶尔穆农场河西分场第二作业站”。
噶尔穆就是今天青海省的第二大城格尔木。1954年，这儿叫做“阿尔顿曲克哈萨克，蒙古，藏族自治区”，1956年设噶尔穆工委，1960年改为噶尔穆市，但是可能是为了书写之方便，我当初误以为是个村庄的噶尔穆市改成了格尔木市。
噶尔穆与格尔木只不过是译音，汉字书写虽有不同，其实都是蒙语，意思是“河流密集的地方”。这儿许多地名都源出蒙语，比如说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可可西里”就是蒙语，意思是青色的山墚（一说：美丽少女）；日月山也是蒙语之意译，蒙语称此山为纳喇萨喇，蒙语“纳喇”为日，“萨喇”为月，所以才有了见诸于元、明、清《一统志》中“日月山”之名字。至于文成公主，“过日月山”之说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至晚于元末，柴达木盆地已是蒙族人游牧之地。清道光年间的张穆著有《蒙古游牧记》一书，此书第十二卷“青海额鲁特蒙古游牧所在”中记得很清楚:”青海和硕特部在西宁边外。至京师五千七十里。东及北界甘肃，西界西藏，南界四川。袤延二千余里”。这就是说，整个柴达木盆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一直是蒙古族人牧地。可是，当我们来到此地时，这里成为以哈萨克族人为主要“原住民”的“阿尔顿曲克自治区”，格尔木草原上放牧牛羊的多是骠悍的哈萨克人。我还跟一位哈萨克青年打过一次架，那是我在那片荒原上生活了一年多以后的事情。那时，我们开垦的农田已长出青青的麦苗。一天，我独自一人去检查一块麦田的浇水情况。到那儿一看，一大群羊正在麦田中欢欢地啃着麦苗。一个哈萨克青年骑着马在那儿看牧。我上前理论，那个会讲些汉语的哈萨克小伙回答我说：“你们农场占了我们牧地，叫我的羊到啊达（哪里）吃草去！”在我强行将羊群往麦田外撵时，小伙子用他的马鞭狠狠地抽了我一鞭子，我伸手将他从马上拽了下来，两个人便在麦地里翻滚了起来。他的力气可真大，我一点也沾不到便宜。要不是远处正在浇水的同伴看见了，呐喊着往这边赶来，那小伙真会要了高他一头却为饥饿所困的我的小命。
看见有人增援，哈萨克小伙放开我，翻身上马赶着羊群走了。我抚着火辣辣的鞭伤气喘吁吁地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懊恼中，算是懂得了一个道理----即便在面积等于福建省的柴达木盆地，即便是这样一片罕见人迹的荒原，也逃避不掉“生存竞争”之规律。这生存竞争自古便有显见，草原上时有所见的骷髅便是证据。我们还在垦荒时挖出过蒙古武士的干尸和他的陪葬物----十几只套叠着的铜碗,干尸喉间的箭伤(也可能是枪伤)说明他是个殇于战场的殇魂.。后来我才听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加上将衔”的陆军中将盛世才任“新疆边防督办”期间曾大杀哈萨克族人，哈萨克人一部被迫南迁，来到格尔木，又将当地的蒙族人赶往柴达木盆地东缘，自己在这儿住了下来，这才有了格尔木的哈萨克族“原住民”，有了“阿尔顿曲克”这个以哈萨克族为主的“自治区”。
格尔木之所以能成为青海第二大城，首先得归功于它的地理位置。它是唐蕃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由青海进藏，必打此地经过。从格尔木南上昆仑，翻过昆仑山口，唐古拉山，就是西藏的安多。解放军进藏时走的就是这条路。1954年1月，时为中共西藏工委常委，组织部长的慕生忠将军只身赴北京向中央提出了修建从格尔木到拉萨的公路的申请。当时周恩来总理批给了30万元的修路经费。30万最多只能修5公里路，于是他又找了老领导彭德怀。彭德怀从西北军区调给了10辆卡车、10个工兵、1200把镐、1200张锹、3000公斤炸药，另外又给了一辆吉普作慕生忠的交通工具。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带着19名干部，1200多名民工开始了艰苦的修路工程。公路修到可可西里后，中央又追拨了200万经费，100辆卡车和1000名工兵。就凭这点儿钱，这点儿人手，这支修路队仅用了七个月零四天就修通了这条世界屋脊上的公路。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这“精神”指的是为了某种信念或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对青藏公路之修成作出巨大贡献的慕生忠就具有这样的“精神”。否则就难以想象用几乎可以称之为“原始”的修路手段，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硬从“无人区”中开出这条对于大一统的中国，对于西藏的政治、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公路来。彭德怀也是有这样“精神”的人。他迫使美国将军在“朝鲜停战协定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需知，这是强大的美国第一次签署未能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然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英国人开凿苏伊士运河不也死了很多人吗！至今，人们观赏着长城和运河的景色，赞叹着它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所发挥的巨大功能时，又有谁会想起运河边的累累白骨，想起掩埋在长城下的“万杞良”们呢！可是人们记住了修长城的大将蒙恬的名字，记住了监理运河工程的费南•德•勒塞普的名字，记住了慕生忠，记住了彭德怀。这些人当然值得我们记住，他们都是些有功绩，有“精神”的人，他们的个人品德也值得我们赞颂，但是我们也该记住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些为“伟大事业”作了“牺牲”的人不仅成了“无名氏”，甚至，今人都难以想象他们当时身受过的痛苦。
说格尔木是“唐蕃古道上重要驿站”其实是有言过其实之嫌的。实际上，自古以来这里既无“驿”也无“站”。只是因为由此入藏行路较为平缓，所以行?多从此翻越昆仑与唐古拉山。入山之前总得补充粮、水。每当驼队，马队集结于此时，草原上才会出现帐蓬群，平日里，可只有牧人将他们的牛羊散牧在昆仑南山口下的这片戈壁与草地上，稀稀疏疏，形不成个“居民点”。真到慕生忠将军率领他的修路大军在此建起了补给基地之后，这里才形成了“城市”。不过那是座“柴禾城”，因为将军命令其手下砍来沙柳、红柳、枸杞、白刺将帐蓬群围了起来以防野兽，这才有了“城市”的样子。
草原和戈壁热闹起来了，人越聚越多。到得1954年12月15日青藏公路正式通车之时，这儿已聚集起了近万的“固定人口”。人要吃粮，粮食从盆地东面的农业区运来太不划算，于是刚刚成立的阿尔顿曲克区作了个决定----就地生产粮食。1955年，从格尔木河向东、西两翼展开，开荒种田，办起农场，“拓荒者”是劳改犯。
柴达木盆地中劳改农场不止一个，青海湖边的江西沟，布尔汗布达山下的诺木洪、香日德、盆地北缘的德令哈、怀头他拉……都有劳改农场。几乎有淡水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居民点，有居民点就有劳改农场。而在这些劳改农场中，以自然条件而论，格尔木农场应当算是比较差的一个。从1958年至1965年，我在这里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早期发育”，在这里经验了生命的灭亡与崛起。1958年我23岁，那段生活是我结束学 生时代后的第一个社会经历，印象当然深刻。
莽莽昆仑从这儿向东北倾斜，昆仑雪水孕育了一片草地，草原与雪山交界之处是荒漠、戈壁。荒漠上挣扎着些芦苇、羊角草、沙柳、枸杞，草原却绿得耀人眼睛。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不把农场建在草原上而要在戈壁滩上开垦农田？自打后来我与那个哈萨克小伙子打了一次架后我才明白这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草原上已经有了过多的生命----牛、羊、骆驼、马儿，还有赖这些动物为生的牧民。
农场占领的是生与死的过渡带。南望昆仑群山，云遮雾障，天气特别晴朗时可以见得层叠的峰峦，缥缈在目力的尽处。有人说那就是著名的“格拉丹东”----唐古拉第一峰；尽管对此说有些心疑，可那被活佛以“矛形佛身”之意命名的“嘎尔格拉丹东”仍然勾起过我心中的潮涌----据说，三百多年前，有一位名叫冬马果切的人携家从唐古拉南侧来到雪山下安家，由此而崛起了一个强盛的“安多多玛”部落。1959年，部落参与了叛乱，结果当然是可以想见的悲惨。但是由此而让我（很可能还有其他的同伴）对那座雪山生出片向往，我以为那山中除了牛羊、冰川之外还有一样叫做“自由”的东西在山里跑来跑去。
山高雪重，昆仑难以将生命拥抱其中，从北坡一路向下，只有砾石与成土母质?结成的戈壁。戈壁滩上几乎是寸草不生。但昆仑又是生命之母，融雪之水便是其“乳汁”。雪水汇成河，一路向北，终于孕育出了草原。而在草原与戈壁的交接带上有沙，有土、有大片的芦苇滩，还有让我们这些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来的人瞠目结舌的沙（红）柳。这就是我所谓的“生与死的过渡带”。昆仑雪水由此而养育了生命，生命的蒸腾又还原了补充雪山水源的水气，完成了生命的轮回与交替，将寂灭与生诞搅融一起，轻轻灵灵地过了千千百百年；而我们这些“闯入者”的“任务”便是要破坏这千千百百年来已形成的秩序，就在这生命的边缘地带。
从昆仑北麓流下的河流中，格尔木河大概是最大的一股水了。过渡带从格尔木河两翼展开，向东、向西，绵延数百里，但是可开垦的荒地却并不连续。过渡带千奇百怪。有莽莽一人多高的枸杞林；有风与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狰狞怪异的突兀“土城”（地貌学上称为雅丹地貌）；有结着坚硬灰白色碱壳，用脚一踩，下面蓬起香灰状粉末的碱土地。别看碱土地上间或也能见到些麻黄、甘草、黄芪之类的植物，但是种庄稼可是绝对不长的。适宜于开垦的地只有两种，一种是芦苇滩，另一种是沙柳地。我至今仍不知沙柳与红柳是否是同一种植物，也不知在植物分类学上它应归属于哪个科、属、种。有人能作区别，说这粗壮些的是“沙柳”，那细柔些的叫做“红柳”。可我看看都是一样，枝条的粗细只是生长上的差异，挖出它的树干来，都是一色的红，投入炉火中，都是极好的烧柴。
这里用了一个“挖”字作动词有些费解，可是绝非语病，因为你想得到它的躯干，不“挖”是见不到庐山真面目的。在这片荒原上，沙柳是最伟磊的植物，虽然我至今也不知它是乔木还是灌木，可它一定是荒原上最高大的自然林木。沙柳林木形成的植被景观最是壮观，以致初见它的人无不对它的生存方式佩服得五体投地。它是一种木本植物，红色的枝条，翠绿的细叶，在沙风中摇曳着，招聚起过往的飞沙，堆聚在身旁，默默吞吐着岁月，以“我”为中心筑起沙丘，它从沙丘中探出须发似的枝叶，与沙风一起长啸，极其缓慢却又万分骄傲地探着天日，向上生长，而它那木质的躯干在沙丘土的包围与压迫下，虽然不见天日，却仍然虬结着，挣扎着，将它的根须深深扎在土中，吸收着深处潮湿的地气，维持了生命之衍续。沙随树积，树随沙长，不知过了多少个年月，形成了一个个顶上长有“头发”的独立沙丘，人们把这沙丘叫做“沙柳堡”。上有万里光云的蓝天，下有灰黄斑驳的大地，中间夹着亮丽的绿。远远望去，沙柳堡群就象是一道护卫生命的“彩色”长城，它阻挡着从南山、戈壁吹来的沙风侵袭北面的草地，千千百百年，尽心尽责。而我们这些闯入者的“职责”恰恰是要来破坏这久存于亘古的，尖厉 却合理的和谐。
在青海的劳改农场中，格尔木农场是较小的一个，最多就是万把人，土地面积可不好说，因为建场史中夹有“大跃进”，那段时期的统计数字连鬼都不会相信。因为水源、地形、植被的关系，东西两分场，几个作业站的农田由东、西两条干渠贯穿，分别独立成块，绵延一二百里。
我所在的是河西二站。那天下午下车后见到的只是沙柳堡和芦苇滩，另有几个圆锥形白色布帐房，那就是“站部”和警卫排的营房，再就是大群的蝇、虻、蚋，伴随着我们这些劳改犯一起吵吵闹闹，嗡嗡营营。
随即发了纱布、镐、铣。将自己的头脸包起抵御蚊蚋后便开始搭帐蓬，挖护壕。护壕的作用是将自己圈起。上头命令下来----护壕就是警戒线，帐蓬就是监狱，有谁胆敢逾越“小心你的狗命！”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劳改生活，现实的劳改环境将我在日月山上，青海湖边臆想出的那一点儿“浪漫”决然地抛向了“爪哇国”去！
“反革命”与普通刑事犯混合编队，我被编在了三中队。有正副中队长和两个分队长四位干部。又任命了一些刑事犯当大，小组长，还有一个从“老作业站”调来当统计，施工员的老犯人，这些人负责上秉干部旨意具体管理我们的劳动和生活。中队长姓邓，是军队转业干部，以前当过连长，年纪才三十来岁，讲一口?东话，说话捷短，办事干脆，完全是部队作风，严历之中倒也不乏关切，只是开口闭口“妈个?”、“老子毙了你”，让人望而生畏，不久，犯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邓老虎。副中队长与我同姓，这位“本家队长”是地方干部，据说以前在老家江苏铜山县当过武工队长。两位分队长也是部队转业干部，在队上只算得个小角色，在“一把手”当家的体制中，他们除了咋咋呼呼之外，什么家都当不了的。
三中队的任务是建房，其实是给人当小工。我们这些人多半没有技术，只好做些辅助工作，为“大工”们打打下手。筑的房包括监狱，警卫排的营房和管理我们的站部，还有干部们的家属院。以荒原的目光看，那可是个“大工程”。
刚建站时，第二作业站有一千多犯人，编成四个中队。一中队来自江苏的徐州地区，那是劳动大军中的主力。徐州虽属江苏省，但由于地处淮河以北，自然地理上应该算是中国的“北方”。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接近“北方”，比来自于苏南的另外三个中队，他们较快地适应于荒原环境，没有现出过分的狼狈。同时，徐州地区自然条件不如江南，这就使徐州人在与环境的抗争中养成了比江南人更为吃苦耐劳的精神，更为强健的体魄，也更多地掌握了“北方”农业生产所需的技能。这就使得一中队担任起了建房工程中的主力中队，一中队人几乎个个成了“大工”。
其实，我们这些“小工”所做的辅助工作也不轻松。
房屋是“干打垒”的夯土加上土坯建起的框架，房顶是沙柳条、芦苇再抹上“房泥”而成。在年降水量只有四十来毫米的柴达木，房顶的功能是防寒而不是防雨，这样的建筑十分实用。最浩大的工程是监狱的围墙，一米多厚四米多高的围墙用“草砖”筑起。当然是就地取材，别看是一片荒原，这儿“应有尽有”。
第一天正式劳动，我们组被派往草原割芦苇。由一位分队长带队，二十来人向草原进发，队伍后面跟着两个荷枪的押队警卫。我们都是第一次见识草原的人，进了以后才发现草原其实并不像远眺时那么平展，而是高低起伏，有盛开着不知名的素朴却馨香野花的干燥高墚，也有由不知源自何处的清彻小溪汇成的沼泽。我们便是在那样一个沼泽地边找见了那片芦苇。两三公分粗，三四米高，青翠欲滴的芦苇，在游荡于一望无际的草原的风中俯仰着，婆娑起舞；时而浅吟细语，似在诉说其生之欢愉，时而咆哮狂吼，似在悲愤中抗议即将来临的杀伐。
然而，抗议是没有用的，这世界崇尚的是暴力。在锋利的砍刀斫伐下，我想，这些正确的称呼应当叫做“苇竹”的家伙纷纷倒下，剩下的是一地狼藉。无人痛惜，无人惋叹，包括我和我的伙伴。我们只想早些完成任务，让自己的脚离开这泥泞，踏上干燥坚硬的地面，摆脱比我们驻地更多的蚊蚋、牛虻的叮咬；用这些挺拔，坚韧的植物铺在正在建造的房屋上，早日搬入新房，避去薄薄的帐蓬难以抵御的高原夜间的寒苦。到是有一黑裙红衫的哈萨克女人骑着马从远处驰来。下了马，来到我们这些奇异的“动物”中巡视，咀里念念有词，好像是说什么“答麻嘎”，没人听得懂，也没人理踩。虽然这些“动物”们的眼睛随着异性的走动乱转，可毕竟无人敢于众目睽睽之下与一个陌生的异族妇女交际。于是，她无趣地走了，上马前，身子一旋，裙子似帐蓬般地撒下，她蹲下，又起来，翻身上马驰去，地上留下一泡尿。“动物”们笑了，还有那位分队长和两个荷枪的兵士；远远驰去的哈萨克女人可能也在笑，彼此都在嘲笑对方行为的怪异。
几天后，芦苇放倒，晒干，全中队人马一起出动将之背了回来，然后转入另一项备料工作----挖草砖，目标仍然是草原。
“草砖”并非砖，其实就是草皮。找一片密密长着禾本科牧草的牧地，用铁铣切成长约三四十公分，宽二三十公分的长条，再将之连根铲断，把它翻过来晾晒，这就是厚约十五公分的草砖。运回来砌围墙，既省事，又牢固。围墙四角和大门上有被我们称为“炮楼”的岗亭。宽宽厚厚的围墙上被“女儿墙”夹起的“马道”联接四角的炮楼。平时，围墙上有负责看守的警卫巡哨，遇有警急情况（比如犯人暴动），马道上立即可以布置机枪阵地。不过，毛泽东时代的劳改犯是很“乖”的，囚犯暴动之事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可“防患于未然”监狱围墙就得这样布置，何况“警急情况”却是可能的。1966年冬天，“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狱中人心上又添了几分忑忑。忽一天，有荷枪士兵冲进监狱吹哨子“紧急集合”，一边又大呼：“赶快出来集合，不出来立马打死！”囚犯们跌跌撞撞跑出门来在大院中央的广场上站队。抬头看时，一个个魂飞魄散。围墙上站满了兵士，机枪`步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院内憔悴、褴褛、手无寸铁的囹圄中人。“难道今天……”心中打颤，口不能语，只听得“格格”的齿战之声，止不住地身上觳觫。一位军官登上围墙，大声宣布一条命令----“军事管制令”，声称监狱已交由“军管”，军管后的戒示却是老套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随后便宣布“解散”。虚惊一场，却有人尿了裤子。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这围墙在“警急状态”下发挥了“功能”。不过地点不在格尔木而在盆地东北缘的德令哈。不仅仅是格尔木，不仅仅是德令哈，青海、甘肃、宁夏……凡是建于荒原上的监狱围墙都有这么大的体量。
奇怪的是建筑这么大体量的围墙，挖了这么多草皮，却只不过给绿茵茵的草地添了几道黑黝黝的疤痕，草原这么大，这点点疤痕算得了什么，犹如人脸上长了个小小粉刺；只是三年后我离开河西二站调往一站时，那个瘢疤仍没有愈合，“小小的”疤痕似乎有意地在显示它的丑陋。
高原，环境条件十分严酷，破坏倒是痛快，恢复谈何容易。
房屋还没有完全建好，我们这三中队便转入“开荒造田”工程，那是比建房大得多得多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
首先是修渠，修一条从西干渠引水的支渠，在干旱地区经营灌溉农业，水是第一位的生产资源。干、支、斗、毛、农五级灌溉系统中，支渠只是二级辅渠。可我们修的这条支渠是二站唯一一条引水渠，所以断面很大。更加上地形起伏，遇有凹地填方，一比三的外坡占了很大面积。真是“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待得将干渠水引进至荒地时，一线支渠辐射出去至少二十米的范围内，所有植被涤荡得一干二净。
然后是造田，第一道工序是挖芦苇。用铁铣把深处地下的芦苇 匍匐茎挖出来，以免这种在冻土中都能安全越冬的顽强生命变成与“移民”----农作物竞争水肥的杂草。人的力量真是“无限”的。就是这些人，这些被逐渐降低了粮食定量标准和沉重的劳动弄得面黄肌瘦，疲劳不堪的劳改犯，单凭手中一把铁铣，在冬天来临前消灭了二站范围内的所有芦苇滩；接着，向沙柳堡进攻。于是，以自己的身躯为草原抵御沙风的沙柳又遭了殃。那在夏季摇曳黛翠须发，即便冬季还以其朱红点缀荒原萧索的沙柳惨遭“开膛剖肚”。人们用沙柳的枝条编成筐，又在筐里装满沙柳积聚下的沙土，一筐一筐抬走。“愚公移山”嘛，只要“需要”，再大的沙丘也得搬走，沙丘底下是最肥美的沃土。由于有沙丘覆盖，沙丘下土壤不像芦苇滩那样含有很重的盐碱。终于，沙丘搬走了，沙柳躯干裸露。折、曲、盘、绕，似龙似蛇，为了生存，为了空气和阳光，强令枝叶出头，而那本体，却在重压下忍受何止百年的屈辱。一旦见了“天日”，复又受强取豪夺之灾，脆脆地一扳就断，粉身碎骨，扛回去投入火炉，化作青烟一缕。幸亏有“大跃进”庇护，当匪夷所思的开荒任务压得场，站领导喘不过气时，他们下了指令：不再去碰那需要极大工程量才能搬走的沙柳堡，只在沙堡空档中围地造田，这才在开出的农田中，这里那里地留下一座座的沙堡，既可供带队干部和守卫警戒的兵士设岗放哨，也可容劳 改犯在工间休息时在那洁净的沙土上吃饭、午休。对于劳改犯而言，幸存的沙堡还有一个“功能”----人和田鼠都在沙堡中偷偷埋下收获的粮食。这一先前谁也没有想到过的功能意义极其重大。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饿中，它救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
然而景观还是大大改观。芦苇、羊角草、沙柳、枸杞、白刺、野麻，乃至戈壁上的骆驼刺、卡巴柴、蒿草、碱蓬统统退避三舍甚至灭绝，第二年初夏，这里长出了青稞、小麦、油菜、甜萝卜……
肯定有人会批我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史，不赶走野生植物怎么能种出可供人食用的粮食，这是很“自然”的事，你凭什么牢骚满腹！？
是的，对的，您说得一点不错。但是那得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权衡利弊。我告诉你一个事实，那就是格尔木农场时至1965年便已撤消，现在可能还保留少数农田由当地居民耕种，绝大部分土地都已“退耕还林”，天知道要到哪年哪月才能恢复“本来面目”。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得不偿失，当地种出的粮食，成本价远远高出于从外地运来的粮食。
如果有人要写一部“中国移民史”，那“解放”后的移民则是不可或缺的一笔。最初的移民往往带有军事目的，“戌边”加垦殖是中国历代君王习用以抵御异族入侵的有效手段。毛泽东熟读经史，于是袭用古法，解放后在东北、西北、西南边陲办起了“军垦农场”。可是后来……
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是成本最低的战争资源和生产资料。人的思维往往带有惰性，毛泽东当然也难免之。他把治下人口愈多愈好的战时思维带到战后，以致他把学者马寅初在1954年发出的我国“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的警告置诸脑后。反而指使打手康生、陈伯达把那个解放前站在浙江大学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游行队伍前列，迫使对面的国民政府军警机枪哑火的学者“批”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其成效是彰显的，那就是今天中国的十三亿人口。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行为，他做过许多出人意外的事。在“朕即天下”的体制下，最高领袖的观点、学识、见地乃至其性格、爱好、习惯都可成为“政策”，左右国家民族的命运，决定百姓生死。刚愎自用，从不认错的毛就这样那样地把一些明知不可为或者别人不敢为之事“玩”成了他的“政绩”。有些是成功的，比如1929年的“朱毛之争”，他不顾朱德和“红四军”大部分干部之反对硬是将军权拢在了他这“前委书记”，“军委书记”手里，并以《古田会议决议》形式，从“法”上建立起了“党领导枪”的体制，奠定了中共几十年来并实际上延续至今的“书记专政”的家长制组织基础。又比如1948年的“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的“辽沈战役”。据说，对此指示，连在前线指挥的林彪都是有顾虑，有反对意见的。如果上百万的部队，后勤，不能悄悄地从北满安全运动到锦州形成包围之势怎么办？！如果塔山、黑山不能成功地阻击来援之敌又怎么办？！然而他就这样干了，而且取得大捷，俘获了八十万1944年曾在滇西，缅北力创日军的蒋介石嫡系精锐，解放了全东北。有些事是明知有误，他却偏将尴尬放在肚里，骑着“老虎”就不下来，看你们奈得我何！比如从1951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使刚分得土地，“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美梦未醒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受打击。可他不管不顾，谁说冒进谁就是“右倾”，硬是逼着人家“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一路走下去，直到“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结果将农业生产导入又一个历史最低谷，不得不由刘少奇出面收拾残局。而他则记恨了这位他曾经的“最亲密战友”，最终将他置之于死地。“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不与此有关。可他老人家就这样坚持着一直到“去见马克思”。
假如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证实短短四年时间中国人口猛增一亿多达到6亿的数字未能震动他的话。我想，最迟到1954，毛泽东心里已经意识到人口的压力了，否则不会有1954年《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不会有1962年成立的“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城市里渐显的就业压力他不会不清楚，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六还强的农民将他们生产的粮食大部分吃进了肚里，他不会看不见人多地少这样一个现实。可他还是不认错。“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958年，他作如是之说。当马寅初发表他的《新人口论》重申节制人口的观点时，他又大肆挞伐，1960年还撤了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将马打入“牛鬼蛇神”之另册。
要说毛泽东无能那是不实之词，他可谓冰雪聪明。只是他过于自信，把自己当作了无所不能的神，这才会有了许多失策。要说毛泽东不重视农业也是不实之词，只是他时常以诗人的想象代替科学行事，以致让他的臣民在其执政期中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他和斯大林一样，在他们的执政期中一直为粮食问题伤透脑筋。
要想提高粮食总产无非两条路，一条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另一条是扩大种植面积。中国传统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与小麦，研究表明，及至清代，中国水稻单产已由秦汉时期的250市斤/市亩上升到374市斤/市亩，小麦单产“半之”（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到抗战爆发的1937年，水稻单产已达404市斤/市亩。随着战乱之涂靡，这单产水平逐渐降低。1938~1947，水稻均产约396市斤/市亩（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到得解放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1949年，粮食单产跌至历史最低水平，水稻为250、小麦86市斤/市亩（参见附录2）。所以，解放后在农业生产上提出的口号是“恢复战前水平”。于是均产又开始爬升。然而又来了“大跃进”。在亩产几千几万的历史笑柄背后粮食亩产又直线下落。《年?》上的统计数字无情地揭示了这一事实----1960年，全国水稻亩产269斤，小麦108斤，1961年，水稻272斤，小麦74斤。“恢复战前水平”的口号是“文革”开始的那一年才实现的。1965年，水稻392斤，小麦136斤，从1949年开始计，历时整整16年。
再就是“大闹开荒”，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各省、市、区“闻风而动”，荒滩、林地、湖区、海涂，纷纷开成了粮田。效果怎么样呢？今天，政府掏腰包，化力气搞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便是最好的说明。在这场大开荒的运动中，最着力的还是那些地广人稀的“边疆”省区，东北、西北、西南，在那些先前难觅人迹的地方建起了农场。当然有成功的事例，最具规模也最为典型的可举号称“北大荒”的三江平原和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塔里木河流域的垦区，他们至今仍是国家的粮食与棉花生产基地。失败的事例也不少，当年建于甘肃、宁夏、青海以劳改犯为劳力的屯垦农场如今不少都已解体或者“退耕还牧”。我曾经在那儿用青春与沙柳堡、芦苇滩作过“斗争”的格尔木农场和德令哈农场便是失败的事例。如今这些农场已经撤消，巴音河边的德令哈农场划给了地方，成为牧业为主，种植为辅的牧区。格尔木农场则改为林场，力图恢复起半个世纪前着意破坏掉的生态。
我很想旧地重游，实地考察“保护生态环境”新措施的成效。只是出于健康和其他原因至今未能成行。不过那儿还有我旧日伙伴存留，他们不时会给我传来信息，成为我写作的“第二手资料”。
“它生莫作有情痴，人天无地着相思”。荒原上挣扎着的岂仅是那些草木和依赖草木为生的狐免，更其的是流放来此的人。
并非我有意刻薄，天生就“小人之心”。当我来到荒原并与我那些同伴混熟之后，不由得我起了疑心----大面积垦荒，当然需要劳力，谁肯到那生息艰难的荒原上去呢！最易得，最好摆布，成本又是最低的劳动力便是囚徒。无需动员，无需报酬，师出“改造”之名，一声喝令，乖乖成行，何其爽也。因而，我怀疑：毛泽东在解放后搞的那些“运动”，其目的之一便是要得到“奴隶”。有些运动，获奴是次要目的，比如“土改”、“镇反”“反右”；有些运动，我看就是为获奴而专设的，比如1957年冬的“严历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运动”。
“治乱世，用竣法”是中国历代君主维持其统治的传统手法。但是，凭心而论，解放后，由于有了极其严密的户藉制度和社会组织结构，治安情况是比较好的，根本谈不上是“乱世”。杀人、越货、纵火、放毒之类的大案不会没有。但是娼妓、吸毒现象肃清了，黑社会摧毁了，大偷、大盗已在“镇反运动”中杀了头，小偷、小摸虽然还有，比之于今天可少得多。但是1957年冬却搞了这样一场“运动”，把一些可抓可不抓的人都抓了起来，以致监狱人满为患。1958年春，当我打成右派，跑到深圳，未能越过那条界河而被当作“偷越国境犯”送进监狱时，无论在娃娃桥的南京市监狱，还是在老虎桥的江苏省第一监狱，睡觉时都得与人前胸贴着后背。这些人中有不少就是在那场“严打”运动中抓来的刑事犯。
一开始，我有些“羞”于与那些人为伍。但是，从南京到青海，当我与这些“鸡鸣狗盗”之徒熟悉起来以后，我可真有些吃惊，有些人犯的实实在在是些“不足挂齿”的“案子”。比方说，有人家里没有了烧锅的柴禾，于是偷偷上山砍了些树枝、灌木，这叫“破坏绿化”，抓起来，送去青海，那人姓李，江苏靖江人。后来此人与我一起在一条名叫苦水河的河边打柴，经他手砍伐的沙柳可能比他“犯案”时盗伐的柴禾多上千百倍。比方说，1956年在南京的工人文化宫曾发生过一次因为争夺舞伴而导致的打架斗殴“事件”，当时去了大批军警，抓起了一二十个参与了打群架的家伙。有人一直关到1957年，没来得及“结案”的人干脆判刑劳改。我就遇见了其中的一个。他姓费，原是文化宫的“旱冰”教练，据他说他是去“看热闹”误打误撞地卷入了斗殴。抓起来后因“态度不好”，不肯“认罪”，这才一直关到第二年，碰上“运动”，变成“流氓犯”。这些“案犯”若是在今天，至多挨顿揍，可在那时就统统收了监，远徙荒原劳改。
也许你会以为我是因为自己坐过毛泽东时代的牢，心怀不满，“戴着有色眼睛”，有意攻击`诬蔑当时的“司法秩序”。那么，我要抗言：非也，（至少）1957年的“严打”真是“小题大做”，目的就是为大规模的开垦，有意收集无需付报酬的劳力，将之“移民”荒原。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陆续介绍一些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案情”。在此，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希望这个我亲见的“故事”能让您同意我的观点。
从深圳边防检查站看守所押解回宁已接近春节，关进娃娃桥监狱后的第三天便是除夕。娃娃桥监狱里一天两顿稀饭，早上是麸皮稀饭，下午是菜稀饭，狱中人个个饿得眼睛发直。大年夜开了恩，吃上白米粥，更加上一碗牛肉“烧”（可与“少”字谐音）百页。于是监房里活跃了起来，一个个盯着“值班员”分菜，七嘴八舌提意见：哪个碗里肉多，哪个碗里肉少，以免抽签取碗时自家抽到下签吃了亏。正当热闹之时监房门开了，狱警送来了新来者。一看，光头、戒疤，原来是个老僧。来了人当然要添饭添菜，于是狱中的“劳动班”又单独给他打了一份。不料和尚声称自己吃素，这牛肉……门外的狱警发了脾气，斥责道：“监狱里你还想吃小灶！平时你想吃肉除非是做梦，算你运气，今天碰上过年。要吃素？那百页不是素的吗！你光吃百页好了”。和尚到也听话，大概是个修“禅”之徒，他也就真的挑了几块百页佐下了他的那份白米粥。剩下的肉便宜了我们，“值班员”又将之仔仔细细分成了二十多份，每人分得一小块。吃人东西，心存感激，有人便想与之搭话，和尚却不理睬，闷闷地挤在人堆里坐着，闭目“入定”。到得睡觉时，他也挤着躺下，既无被褥，也无大衣，南京冬夜很冷，看他穿着单薄，大家便凑了个被单一床薄被给他，好在挤在人堆中，倒也勉强可以御寒。第二天，第三天，他始终寡言少语。就这样到得初三，吃过早上的麸皮粥，监房门“匡啷”一声打开，狱警在门口喊道，“和尚，出来”。他站起身，向监房里的人扫了一眼，那眼神怪怪的，似乎致意感激这三天来别人对他的关切；又似带些悲悯，却又是默默无语，低下头走出门去了。牢门关上，又是“匡啷”一声，监房里的人开始议论。有人说是“提审”，有人说是“换号”。大多数人都认为这老和尚犯的是“重案”，理由是三天来老和尚一直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一定是在为自己的案子担心。直到开下午饭时老和尚坐牢之谜才被解开，解谜的是送饭的“劳动班”。“劳动班”是狱中的“自由犯”，因为要劳动，便可在狱中走动，接触干警的机会也多，所以消息灵通。当他们来送饭时，“号子”里轮值的“值班员”乘打饭之机悄悄向劳动班打听老和尚犯了什么重罪，又转去了哪里时，劳动班笑着说：那和尚是有心到监狱里来过年的，从除夕到初三受了三天拘役便释放了，讨拘役的原因是他从镇江带了四斤芝麻来南京，下了车，在车站向人兜售时被警察查获，抓了来在监狱里让他蹲了三天。四斤芝麻关三天，这可不是笑话，那还有个“案由”，叫做“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粮食不准自由买卖，何况是芝麻这种油料作物，老和尚幸亏只带了四斤，若是再多一些，很可能就会跟我们一起流放青海。我在青海遇见过“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案犯，有人因为倒卖二百斤粮食而被判了三年刑，送来青海，准备让他当永久性的移民。
在1957至1958那个冬、春，被抓起来送往荒原的人中，除了刑事犯，还有的便是“反革命”。“反革命”又分两类，一类叫“历史反革命”一类叫“现行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指的是在原国民党政权下党、政、军中任过职的人。从1949至1957，八年来，这些人都经历了“土改”、“镇反”、“肃反”，他们的历史早就被新政权记录在案。或是被揭发，或是自己坦白，能够“蒙混过关”而漏网者不知有没有万分之一。“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就看掐不掐你，或者是什么时候掐你，把你掐到什么程度。据说是“有法可依”，那就是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不过“法”是靠人来“依”的，在“家长制”的体制下，便只能靠各级“家长”来依了。于是便出现了“因时”、“因势”、“因人”、“因地”的差异。反正是盆碗里的饭菜，腰包里的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花就怎么花。1950年抓了一批，那是浮在面上的“油水”，杀的杀了，关的关了，杀的是“干将”，关起的却是头面人物，留着他们以备后日“特赦”，显示“宽大”，那一次叫做“镇反”。1955年又抓一批，多是“中层”，这次是关的多，杀的少，那是“肃反”之显示。1957年又抓一批，那已是残汤剩菜，有1955年抓起来未及判刑在1956那个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揭示斯大林暴政后不得不显示“温和气候”时宣布“免予刑事处分”，而在风云突变的1957重新收监的倒霉蛋。还有的是“国军”连以下的“兵痞”，农村中的保甲长、“伪警察”、还乡团、“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
吾辈是“现行反革命”，凡是对现实不满，好提意见让“领导”头疼者都有机会得此“头衔”。我还遇见过不少“书记”、“主席”，甚至还有一个“皇帝”。前者多半是些中学生。不知是受的“正面”影响还是反面影响，他们找了些同学成立起了这个“党”，那个“社”。自封自赏，封过了头的掉脑袋，剩下的判徒刑，正是少年，留下他们都是“好劳力”。那个“皇帝”是个姓刘的四川农民，四十来岁，老实巴交，既没有“烧过袍子”（旧时，四川人将民间秘密组织“洪帮”参加者称为“袍哥”），也没有参加过“匪军”、“民团”，连自家大名都不会写却不知怎么地被人看中了，把这个矮矮小小，其貌不扬，还长了一脸麻子的标准农民推出来当了“皇上”。结果“宰相”给砍了脑壳，受人利用的“皇帝”（还有“娘娘”）判了徒刑。“皇帝”判了有期徒刑二十年，不知龙袍是何模样的“皇上”得穿二十年的囚服。这叫做“反动道，会 门”，须严加取缔。那些年中，什么“一贯道”、“先天道”……凡是设“坛”、弄“神”者，不少都进了劳改队。后来又加上我们这些“触犯刑律”的右派。合组成一支“新生反革命”，与刑事犯`“历史反革命”一起发往各垦区。发配时就不打算让他（她）们再回来，有一条政策叫做“劳改结合移民”。考虑不可谓不“周到”，连这些人将来“婚配”都想到了。除了政策规定这些人刑满之后（还包括表现“好”的尚在服刑中犯人）可允许家属迁往之外，还为未曾结过婚的年轻人准备了些“配偶“。他们是“女犯”、“女劳教”。后者多半是犯了“腐化罪”。比如“轧姘头”，比如“暗娼”，比如各种各式的“放纵”和“不检点”……够不上“判刑”，那就将她们“劳动教养”，和一些“女右派”、“圣母军”（“圣母军”来历我后面会讲的）一并发往荒原“效力”。只是“女犯”、“女劳教”毕竟太少，远远不够“分配”，只好集中在西宁这样的城市，另外在自然条件好些的农场也点缀了一些。这些人多半年轻貌美，男犯们看着垂涎却只能“干着急”。倒是“便宜”了管教干部，颇有几位因此“下水”，受到批评、记过、撤职的处分。其中有一位姓张的副厅长闹得太凶了一些，甚至把“女劳教”擢拔为贴身女秘书带往各地“出差”、“开会”。后来张副厅长以贪污、腐化之罪判了刑，不过人家是“老八路”，很快又“保外就医”了。只是“女劳教”造成的“影响太坏”，“三年自然灾害”中大多放回原籍，不管劳教期满与否。不过也有倒霉的，我就遇见过一位。这位姓孙的上海女右派就没这么幸运了。她与她在青海结合的丈夫，一位因“历史”问题劳改的水利工程师，一直辗转在柴达木荒原上，直到他丈夫去世，直到毛泽东去世后她得“平反”才获准回了上海。回上海后她将她的经历写成一部书。然而她的书与我这部正在写的《荒原的隐私》一样，只能自己写给自己读。如果将来我的书还能有读者，那就请诸君判断一下我之----1957到1958，毛泽东就是为了开荒和移民才抓起了那么多人的“断言”是否有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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