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微博运动的后改革意义

于建嵘教授和薛蛮子先生发起了“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以我所经历的互联网历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动员能力，席卷了公民社会，大量的港台女明星也加入。初五晚上我和福建电视台评论部林强到福州东街口闲逛，看到一个儿童乞丐，林强拿出来手机拍照，边上走过两个年轻人，说这是上微博“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可见这个运动已经渗透到很大一部分国人。

这里有关民间与官方的分野，区别和对立。如果警察可信，就不会有今天的民众微博救人了，用微博拯救，用小孩相片放上微博，那是因为对警察的根本不信任，不相信报警的方式能让警方有所作为或者有很大的作为。正是对警方的不信任，然后通过微博制造出政治高压和舆论高度，迫使警方有所行动。

大规模的质疑和否定，以推特为根据地，也伴随而来。质疑有两种，一种是扯后腿的，破坏的；一种是来帮助的，来成就的，来促成的。对于前者，我很鄙夷，不仅鄙夷其公共品德，而且鄙夷其智力。对于后者，我还是比较乐意交流讨论的。

千万不要把应该对付政府的质疑，放在民间行动之上。我觉得他们一个很大的错觉是，在民间内部制造了敌我的对立纠纷。他们的质疑，就是扯后腿的，破坏性的，如果用来对付官方，那么非常好，即使是弱智的谣言和诽谤，我也会“让子弹飞一会儿”。他们那一些苛责和质疑，对于官方是对的，对于民间是挥刀自宫，朝同战壕的同志开火。批判的对象不同，决定了这一些批评是否具有政治正当性。

民间是与官方对立的，所以官方的因素，以及对官方的对抗因素，会渗透进来，因此复杂。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这一些怀疑和否定，才有迷惑性。通俗的说，正是将于建嵘的民间努力，当做当局维稳的组成部分，才是他们批判的动机。我丝毫不想讨论另外一个动机妒忌，因为对建设公民社会没有意义。只要是与官方沾边的，都是他们反对的，也不管结果是否有利于共同目标。也就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反叛激情，不惜指鹿为马，不许一切代价，包括自己所努力的目标，仅仅为了满足自己。

是的，用儿童相片放上微博，未经同意，是一种隐私权被威胁的状态。可是这是不得不的，在中国语境下必要的“恶”。如果隐私权伤害构成极为严重的情感伤害问题，或者会带来人贩子大规模伤害儿童，我相信于建嵘会停止行动的。可是对于乞讨孩子及其父母而言，这种隐私权的伤害，是他们所乐意的，会给他们带来利益的，那么就不存在隐私权被损害的法定情形。这里高谈阔论隐私权被伤害的质疑者们，请先去学好民法隐私权的规定，再来说话。

我退一步说，即使有一些伤害，借鉴刑法上的主观故意学说，若民间并不是主动追求这种伤害，或者间接放任，没有重大过错，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着轻微过失，是可以被理解的。当不是“错杀一人而救千人”时，就是可以的，也就是这种错误是可以挽回的。总之可以挽回的误伤，并加以救济，那么是可以的。否则法律规定过错和救济干什么。认定为乞讨儿童，而不是认定为犯罪，并不会带来人身侮辱。生活中肯定有互相摩擦，一些小摩擦不可能消失，也不能不碰到，但是有了救济，就是能容忍的。

我之所以说“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微博运动的后改革意义，是因为人们诉诸于微薄，诉诸于民间，体现出来一种根本性绝望：对伤害性的官方和警察的根本不信任，对问责等体制性解决与变革的隔膜。总是希望根本解决的，总是先把责任压在官方和警察的头上的，是脑残。如果你长年的经验告诉你，体制性解决已经不可能的，你会说“根治拐卖源头才是根本”么。这时候还想一张嘴吃下一只猪----合肥，不是脑袋坏了，就是良心坏了。

在我看来制度性解决无望，对制度性解决的呼吁，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改革是湘西赶僵尸。在制度性解决呼吁与于建嵘的民间努力之间，我鄙视空洞无比而且毫无效果的前者，宁取遭受无数怀疑的后者。于建嵘的民间努力，还能构成舆论压力，有一些解决的具体成果。如此时尽可能降低将来革命时的代价，护住元气，可以缓过来。我也不赞同于建嵘的改革立场，这是他个人的，没有拿来批评别人，强迫别人，那就没有必要强求。可是于建嵘做的事情，就可以符合未来的方向。

现有我们手中的一些资源，用来呼吁问责体制性问题，什么都不会搞不出来，还不如作维权，做个案的努力。以如此彰显站在人民中间的政治立场。我们如今必须放弃可以改革的信念，坚定改革已死的判定，在这个基础上，走出泥潭，形成自己可靠的政治立场，而期待改革或者改良的，或有或无，虚无缥缈，和我们答不上关系。于是就必须开始学习面对民众说话，站在民众一边，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我的后改革努力所在。

一个人自己的政治道德立场，只能用其中可行性来说服别人，而不是一定要求别人与自己同一个立场。这是一种大多数人的暴政。我写过文章，说我们不应该追求道德立场的一致性，而是追求结果的一致性，也就是共同行动先于共识，最后产生共识，此外无共识。也说明当下言论或者立场不重要，当真发生革命，立场就重新大规模的洗盘，划分敌我立场。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更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更取决于政治经济形式，而不是启蒙。启蒙这是一种意义不大的拉锯战，没完没了。不要在乎现在人们的立场，要在乎如何为走上广场做准备，例如维权。

当下对改革的告别，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没什么好模糊的。模糊就意味着即将在政治领域的消失。要么存在发挥作用，要么消失趋于昏暗。不是设想自己是人大委员，而是站在将来的广场上说话，一种“as if”。就像在广场上，也是要留一手暗棋，用来居中谈判的，都上场呐喊了，那如何成事。可是于建嵘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可以对自己有着不同的认识，为什么要强行追求他与我们一致呢。

钱案真相那里是个死棋，公民观察团还没出发，我就奉劝他们别搞那个钱案真相，而专门搞土地纠纷。颇为奇怪，推特批判者他们一定要把于建嵘钉在钱案真相上，他们做梦了，幻想钱云会会像突尼斯小商贩引发一场革命，那不过是把政治运动当做一种联想，当做一种跳大神，以为突尼斯可以的，自己也可以，就像用七七宪章的成功来幻想零八宪章的即将成功一样。

应有两种区分，对中央政府与地方不同。中央政府或者用国家安全为名义的地方政府面前，中间立场就是对立面，例如政改推动中的温和中间立场，比激进立场更容易坐牢。可是对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私人利益，去政治化的中间立场力量就有一定的作用。所谓维权与民运的分野，很大程度与央地关系有着交叉。

这时候敌人支持的，并不是一定是我们一定要反对的，对于维权或民生话题，不仅要支持，而且要姿态站得更高更高。用政治结果共同来寻找共识，而不是用道德立场来寻找共识。只要结果有利于的，我们赞同，至少不反对，当然可以提出建设性质疑。不过如此过于暧昧，尽可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