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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只是统治者手中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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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认为,所谓的传统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一个工具。

在当代历史学家中,雷颐是一位“将历史作为现实参考的著名学者”,他曾说:“对我来说,把历史和现实打通,让历史照耀现实,无疑是研究的意义所在。”腾讯深度对话第七十六期选择雷颐作为访谈对象,对话围绕雷颐新著《历史,何以至此》而展开。

雷颐在对话中说,国学热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经过80年代末那场大风波,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某种调整。官方觉得仅仅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不足以抵御西方来的自由民主,于是开始强调国学用以抵御西化,用所谓的自由民主,抵御这一套西方价值观念的重要思想资源。

所以,从90年代初,官方就开始宣扬国学。好几次人民日报宣扬国学的都是头条,甚至一个半版宣扬国学。接着其他媒体都宣传,慢慢地就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国学热”的氛围。

至于不满意国学热的原因,雷颐说,一切都得回归到中国特殊论上。80年代后,官方开始讨论怎么办?一致认为再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抵挡不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于是有人就提出来,要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以从90年代初期,官方就开始大量地提倡国学,爱国主义就是那时兴起的。现在看来,它们其实是作为抵御自由民主的一个思想资源,实际上背后有其特殊的目的。

雷颐以慈禧的传统观念问题举例说,1875年,慈禧的儿子(同治帝)死了,按照皇位继承法,同治皇帝死了,没有子嗣,应该从皇族中比同治皇帝低一辈的人择一当皇帝。慈禧却坚决反对,她拼命抵制这个传统,于是找了同治的一个堂弟(光绪帝)当皇帝。她为何坚持这样?因为如果慈禧孙子辈的人当皇帝,慈禧就是太太后了,就没有实权了;如今选了她的儿子的同辈人当皇帝,她还是太后,权力还在她手里。

光绪成年亲政后,1898年大力开展维新运动,慈禧就把他关起来了。责骂他为什么要维新、变法?要改变传统?雷颐认为,慈禧实际上就是以祖宗,传统的名义责怪光绪帝。

“1875年的时候,慈禧可以把最重要的传统家法抛弃掉。1898年的时候,她又强调必须维护传统,家法不能破。”雷颐说,“这就是说,(我只能以慈禧说例子)所谓的传统就是统治者手中的一个工具。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破除这个传统。当这个传统妨碍到他的权力的时候,他也可以把它坚决破坏掉。”

“所以我多次在书中提到,当看到提倡传统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什么人在提倡传统?他提倡发扬、弘扬什么样的传统?他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雷颐说。

雷颐:“国学热”中说“国学”(节选)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史无前例地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发表了“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的长篇报道,提倡国学,提出:“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深入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是一项基础性工程。”“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尊称为‘国学’,并无不当。”仅仅两天之后,8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发表了“久违了,‘国学’!

”的短评,盛赞国学研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1993年11月14日,央视《东方时空》的又以“国学热的启示”为题,对“国学热”作了详细介绍、宣传。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屋建瓴,启迪后人”的“侧记”,报道了季羡林先生在北大就东方文化和国学作的一次报告,这北京大学团委和学生社团举办的“国学月”的一个重要项目。1994年2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季羡林先生的“国学漫谈”一文,明确告诉人们“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上、“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去”和“激发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这三个方面。他尤其强调:“探讨和分析中国爱国主义的来龙去脉,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是我们今天‘国学’的重要任务。”

与《人民日报》如此频密地宣传、提倡国学相呼应,《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均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多次宣扬“国学热”,报导有关研究状况,并不断发表“国学/中国文化/东方文明”将主导二十一世纪、拯救全人类的宏文。“国家级”媒体的宣传无疑具有强烈的导向意义,“国学”迅速热遍全国。一些报纸开设了“国学”专版,一些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班或国学院,一些中小学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开始读经,政府开始祭孔,央视“百家讲坛”事实上蜕变成“国学”的“独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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