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政治改革”一直是海内外各界关心的话题。有台湾学者近日提出,中共的“政改”不应该单独推动政革,必须将“政改”区分为三大块,各司其职。
台湾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杨开煌2月11日在《旺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归纳大陆“政治改革”的讨论,不外是几个问题意识:第一是大陆现行的政体需不需改;第二如果有需要,中共中央是否在改;第三如果中共也在改,则改的方向,速度和幅度是否符合外界的期待;第四如果中共没有进行政改则后果会如何。表面上看,好像中共当局的回答和外界的答案落差很大,毫无交集,这存有立场的差异,也有定义的问题。
政改不以革命为内涵
首先就定义作澄清,与“政治改革”相近的术语还有政治革命、政治改良、政治发展等。“政治革命”的核心是质疑统治合法性,尽管不少论者使用“政治改革”的术语,但其实评量的心态都是“革命”的要求。反之,“政治改良”则是在自我肯定前题下,由上而下从事改变,略有效果就可用以自我辩护、宣传。
相对而言,“政治改革”应该是在不涉及“合法性”前题下,承认现有体制的不适应性,进行政治关系、政治权力、政治资源的调整,以巩固和完善现行体制。而“政治发展”是指,当政者回应外界期待或压力所采取的措施,若该措施、政策若无效,必将导致“革命”。
按上述定义来看,中共中央在面对外界以“政治革命”为内涵的“政改”建议,可能(或怀疑)会导致统治合法动摇的建议,必然都会拒绝。例如分权制衡、多党政治,自由选举等自然都不在思考之列。
而中共当局在十三大以来,历次党大会的政治报告所提出有关“政改”的用词: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从标题用语到内容陈述,应该说都具有“政治改革”的用心和企图。
然而当我们稍作比对,就会发现1990年后有关“政治改革”的说法,基本上是重复的,这透露中国大陆推行“政治改革”的困难,另一方面也代表中共中央并没有提出真正有力回应大陆社会期待的“政治改革”方案,所以没有社会力的支持、也无法落实。对中共而言,这是一个警示。
领导群对政改有共识
胡锦涛在2011年初访美行前,破例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与《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胡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可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他强调,政治体制必须随著经济社会发展和大陆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而改革,中国将继续扩大人民民主,让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胡的声明应该平息了去年下半年海外盛传“胡、温政改不同调”的传言。
这也说明在大陆虽然“政改”仍有杂音,但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集体间,“政改”有一定的共识。
如今的问题是:中共的“政改”不应该单独推动政革,必须将“政改”区分为三大块,各司其职。
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强化“统治的合法性”,这一块由共产党自己负责,如目前的“党内民主”的构想,就是一个有序推动、扩大参与、防止专权的方法,理应订出时间表,以展现共产党的“先进性”。而国务院的“政革”应该负责提高执政党的“合理性”,在效率、反腐、应急方面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从而展现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另外在“合宪性”方面,则是“全国人大”不可推卸的责任,认真地守护宪法,全面地落实宪法,才能使大陆人民看到人大的“代表性”。
这一切的改革如果都能写进十八大的政治报告,相信中共有可能不必照搬西方的制度,也能真正模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之路,建构真正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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