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育中学是上海一所著名学校,创建于1943年。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以及现上海市人大领导沙鳞等均是位育校友。美国知名学者田长霖也曾在位育中学就读。
b钟声:杜瑞瑞微波清炖二维电子气
编者按:位育校友里不乏活跃在各个领域的专家。为了增进大家的互相了解,本刊有义务向读者介绍位育的“Who's Who”。过去我们介绍了气象学家周嘉瑜,画家汤沐黎,有机化学家覃雪芝等校友,本期拟介绍固体物理学家杜瑞瑞。杜瑞瑞原来在复旦是谢希德教授的学生,来美在Illinois(Ubana Champaign)取得博士学位后在又在Princeton和MIT师从崔琦等教授,然后到Utah大学担任教授,最近调往Rice大学物理系任教。
按我的模糊印象,杜瑞瑞的工作好像是跟“分数量子霍尔效应”有关。为什么想到介绍他呢?这大概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理论物理情结”吧。也许是因为李莲宝、朱嘉柏等老师的物理课讲得太精彩,也加上当年的社会风气使然,我校不乏一群理论物理爱好者(60年代理论物理之类的科学在国内中学生心目中的时髦程度,大概不亚於现在那些流行歌星吧,反正我就是其中无可救药的一个),这大概也是一种规律。例如最近剑桥的理论物理学家Stephen Hawking承认自己关于黑洞内部信息不可知的预言错了,使得他输给Cal Tec的Preskill教授三十年前打的赌注----一套棒球百科全书,纽约时报就说,这件事在目前的有形效果,大概仅至于激起中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对于理论物理,我们抱有一份舍之不去、耿耿于怀的爱恨交加的感情。爱,是因为它简直是真与美的完善结合,值得为之“上穷碧罗下黄泉”;恨,是因为不少优秀同学受到社会、历史环境的限制而无法实现自己理想,也因为如我这样,既没有韧劲持之以恒、又没有魄力抓住机遇,以至终于辜负了命运女神的眷顾,无幸与之濡沫终生。因此,每当遇到象杜瑞瑞这样已经颇有建树的物理学家,敬羡交加的同时,总还怀有一份企图与他共享理解物理奥秘快感的奢望。抱着这份复杂心请,拨通了老同学的电话……
杜瑞瑞一向沉默寡言。特别是说到他自己的成就,更是如此。要问他得过什么奖,学术上有什么建树之类,他总是轻描淡写地支开话题,似乎那是老朋友之间应该避免的。于是我只好求助于Google。我只知道他一直在进行微波辐射与量子霍尔效应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就用 Quantum Hall effect和microwave两个关键词来检索,发现得到的三百多条纪录中,大约有一半都有他的名字。看来,杜瑞瑞是这个领域里公认的专家是无疑的了。
杜瑞瑞从前住在建国西路懿园,离我家(永嘉路)很近。似乎他是在安徽颖上县插队的,据说他以每次到上海总带回一个专盛脏衣服的大布袋闻名。有一次他很兴奋地来通知我:乌鲁木齐路长乐路口的旧货商场里有上海无线电四厂处理出来的报废雷达显像管卖。那时我们正迷恋着用3吋示波管装电视机,雷达显像管屏幕直径8吋,若能点亮,就是我们这级别玩家的特大屏幕了。于是我们兴冲冲赶去,花10元钱,背了一个回来。接上电源,才知屏幕当中有个烧毁的疤痕,电子束已无法聚焦,只看得到一个枣子大小的、边缘模糊的橙红色光斑。加上扫描信号后,长余辉的橙色模糊线条与黑色的疤痕一起构成的那幅印象派作品,至今令人难忘。
毛主席去世后,中国逐步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与世界重新开始沟通。杜瑞瑞进了复旦,考取谢希德教授的研究生,专攻固体物理。不久,他得到了带助学金的Princeton大学研究院录取通知。一天下午,他弟弟突然来找我到他家去,只见他默默无言,情绪低落:教育部没有批准他的出国留学申请。除了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蠢话企图安慰他以外,我已经记不得那个晚上是怎样跟他度过的。
又过了一阵,突然他来告诉我:经过一些“有办法”的同学努力,事情有了戏剧性转机。居然他的大名上了中央“红头文件”的标题,点名“杜瑞瑞等”若干同学的留学申请被批准,并为此专门发了文件。于是我赶快托他把我的材料带到美国,帮助我争取资助留学机会。
从纽约毕业后,我到San Diego当Post Doc。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他在MIT工作。后来我调到东岸,他却又到Utah当教授了。这些年来,一直没机会与他好好聚一次。直到这次想请他写文章,才知道他又要转到Rice大学去教书。二十年来,杜瑞瑞从东到西,由北而南,转展不辍,却在学术上始终而一,矢志不移。逐渐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一个学者就这样成长起来了,一套学问也就如此树立起来了。相比之下,命运不是没有给我机会,但我却是与科学擦肩而过,再也不得其门而入。带着这份情结,我向他提出了介绍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请求。我要求他使用我们这些非专业读者能够正确理解的语言,尽量不缩水份、逻辑严谨地解释清楚,让大家明白,你从事着什么工作?也让我这种热爱物理科学、却无缘为之献身的门外汉,一起分享其中的精妙。
还记得电学里面的“右手定则”吗?曾经有个中学女老师告诉我,学生抱怨“左手定则”“右手定则”很容易混淆,她的题目“太刁,手会别筋”。我建议她只教学生右手定则所隐含着的洛仑兹力,因为左手定则可以从中推导。洛伦兹力就是说在磁场中运动着的带电粒子,会感受到一个力,它的大小和方向等于磁感矢量和带电粒子速度矢量的叉积。如果磁感方向垂直於右手手心,电流方向(即电子速度的反方向)平行於伸平右手四指,则洛仑兹力的方向就如拇指所示。可以想见,在洛仑兹力的作用下,沿四指方向后退着的电子(电子带负电,电流往前,电子就得往后)会向拇指所指的反方向聚集(当心手腕别筋),直至富集的电子所形成的电场力与洛仑兹力达到平衡为止。这个电场,就是当年(1879)还在Johns Hopkins大学Rowland教授手下做研究生的Edwin Hall发现的,故名(经典)霍尔效应。该电流与垂直於和平行於电流方向的横向和纵向电场的比值也称为霍尔电导,后者与磁感强度成正比。
经过上世纪60-70年代技术进步,7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能够制备纯度非常高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在这种半导体器件中,两块半导体或半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非常薄的一层(厚度仅几层原子)界面里,电子的运动被局限在一个厚度是微观尺寸、平面是宏观尺寸的空间里,称为二维电子气。这种在某些自由度上被限制在微观尺度、在其他自由度上却是宏观尺度的物理系统的行为,往往表现出非常丰富独特的性质,被研究凝聚态物理的科学家所钟爱。理由就是电子在其中的运动一方面受到大量粒子随机热运动的碰撞,体现着宏观物理的特点,同时却又因为在某些自由度上必须遵循微观尺度的限制而体现出量子物理的特征。两方面结合起来,许多电子按照量子规律互相协同作用,整体上往往能呈现出宏观规模的效应。特别是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和非常强的磁场下,通常宏观条件下难以避免的、由大量粒子随机运动所造成的热碰撞干扰往往可以被限制到足够小的程度,从而使二维电子气具有量子特性的丰富多彩的行为可能被非常细心的实验物理学家得以通过巧妙设计的宏观装置观察到、捕捉到。1978-1980年,Würzburg大学的Klitzing发现,这种界面里的霍尔电导随着磁场的增大呈阶梯状下降,阶梯平台处的纵向电阻(电导的倒数)消失,横向电导值则是自然界基本常数(电子电荷平方与普朗克常数之比)的整数倍,故称为量子霍尔效应。为此Klitzing 获得1985年诺贝尔物理奖。1982年,Bell Lab的Stormer和崔琦观察到上述霍尔电导随磁场下降的阶梯在上述比值的分数倍处也能够出现。一年后Stanford的Laughlin提出二维电子气形成的量子流体概念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三人一同在1998年被授予Nobel物理奖。
经过二十多年的反复研究、酝酿出了二个诺贝尔物理奖以后,对与凝聚态物理来说,磁场中的二维电子气似乎已经是个“已知”的系统了。然而正在这时,2001年,Utah大学物理系杜瑞瑞领导的小组发现,在接近绝对零度低温和微波辐射作用下,在相对来说很弱的磁场中就能观察到纵向电阻消失。更令人着迷的是,电阻消失现象仅当微波辐射的频率取特定植时才出现。
在宏观实验装置中观察到电阻消失的现象,往往会令人感到激动。因为这一现象在凝聚态物理学中,往往总是导致重大的理论进展和实验发现。因为按照常理,微波辐射会使导体温度上升,电阻会增加。缘故是电子沿电场方向的、体现宏观电流的运动会受到周围原子热运动的干扰。温度越高,干扰越严重,宏观表现就是电阻增加。现在电阻不但不增加,反而一直降到零,那就说明微观粒子可能互相配合起来在某些自由度上协同运动,体现出量子行为特点,就像液氦的超流现象、分数量子霍尔效应,都因为用这种协同运动的理论模型得到成功解释。
因此,当Physics Today的资深记者Richard Fitzgerald在看到杜瑞瑞与他的Post Doc Zudov於2002年10月关于处在相对很弱磁场中的二维电子气在接近绝对零度低温和微波辐射作用下纵向电阻消失的报告、以及Mani (Klitzing的Post Doc)于去年六月发表在Nature上的论文时,马上报道了这一“令许多人鼓舞”的消息,并且指出这一新发现与标准的量子霍尔效应之间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一两年来,围绕着这个现象已形成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实验越来越细致深入,企图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模型也不断出现。
今年六月,耶鲁的理论凝聚态物理学家Steven Girvin与他的Post Doc Adam Durst在《Science》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这一发现。他们感到,在理论终于能够接近完满地解释几乎所有已知物理现象的时代,观察到一个新的、现有理论无从解释的实验现象时,自己的感想就好比1947年首次发现μ介子时,诺贝尔物理学家Rabi的著名反应:“这是谁让它冒出来的?”他们指出,用整体协同运动来解释微波作用下的零电阻现象的设想确实诱人,因为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就是如此。但是另一种解释也值得注意:电子气系统不断地从微波辐射补充能量,故不能称为是个平衡系统。如果能量输入机制能够克服电阻的观测效应(此处即施加的直流电流),系统也会呈现零电阻、甚至是负电阻。没有微波辐射(称为暗状态)时,系统两端间的(暗)电阻会因施加直流电流而呈现电压;若微波辐射作用可以导致系统内出现反向电压、并抵消正向电压的话,电阻就呈现为零;若后者超过前者,电阻就为负。上述实验结果发表不久,很快有人就用线性响应的直截了当计算方法表明,微波辐射恰好能够体现这种效果。实际上三十多年前远在二维电子系统材料还无法制备之前,苏联物理学家就曾经预料过这种现象。关键在于二维电子气一方面吸收着微波辐射能量,同时也经受着材料中杂质或晶格振动的碰撞。微波的效果跟激光装置类似,也是形成电子在不同能级上与热平衡状态相反的数量分布(即“粒子数反转”)。当微波辐射的频率与磁场强度等于互相配合数值、导致观测到电阻下降、并在零处饱和现象时,计算也显示电阻可以下降、等于零、然后呈现负值。可是,尽管这个理论模型能够解释电阻变化结果,却没能解释为什么电阻会在零处饱和这个关键问题。
上述理论模型中,没有提到电子的协同相互作用。理论上企图把这类相互作用包括进微观量子力学计算是不容易的,但却可以用宏观电动力学的Maxwell方程来求解。结果很快得出,能让电阻为负值的均匀电流分布其电动力学性质是不稳定的。为了避免电阻为负,该系统会形成宏观上被截成许多段、微观局部电流却相当高的、以许多晶畴为分界的特殊电流分布,使得整体电阻为零。
虽然《Science》的文章在理论上出张应该把与微波相互作用下的系统作为非平衡状态结构来对待,从而提出能一定程度地解释这个新现象的方法,但是耶鲁的作者们承认,要完全做到这一点,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例如理论上对哪种局部电流结构最有理、它们如何形成、它们相互间的消长如何描述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理解。而且如果这种局部电流结构确实存在,也需要从实验中通过它们生成的局部霍尔电压、局部磁场结构、或是在晶畴交界处积累起来的电荷等现象来证实它们的存在。
看到由位育老同学首次发现的实验结果在《Science》上受到凝聚态物理学界专家们如此热情专注地大量讨论,我相信读者与我一样,都会对我们有杜瑞瑞这样的校友而感到自豪。不用说,为了祝愿杜瑞瑞的研究成果得到更大的荣誉,我的手指头已经快绕成蔴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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