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强调,民主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壮大是一个主要因素,其他因素还包括公民社会的强大、媒体的商业化与多元化、法律的成长。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许多国家的中产阶级,在推进经济成长与民主进程上,起到重要作用。虽然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
如何发挥影响力,学界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相信,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很快成为政治改革的重要力量。
中产阶级势力壮大
“中国的中产阶级佔了中国总人口的23%,约有2亿4300万人。中国歷史上,没有哪个时代,仅以一、两代人的时间,就能推动如此巨大的经济成就。”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主编的《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超越经济的转型》(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近日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李成对《外参》作了介绍。
目前西方研究中国中产阶级的书籍寥寥可数,与中国已出版的数百本中产阶级研究相差甚大,《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集合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从各个层面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
李成表示,虽然每位专家对中产阶级的规模、定义以及如何左右中国情势等问题,意见不一,但在政治方面,大多数作者同意,中产阶级深远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且中产阶级与政权阶级的许多利益是一致的,两者都希望社会稳定、平稳发展,大部分人也同意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很快成为政治改革的重要力量。
“中产阶级是推动民主的健康力量,他们通过和平途径与利益集团的形式来促进民主化。”李成说。
在中产阶级与政府的关係上,有的学者认为中产阶级与政府有密切的联繫,但李成属于少数一些持不同看法的学者。“我认为中产阶级与政府的关係不断在变化,包括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都表明,如果政府不处理好与中产阶级的关係,中产阶级可能会成为批评政府的主要力量。”
因此,李成指出,在快速变迁的中国,应该重新思考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因为昨日的政治挑战者,可能是今天的政治盟友,而今日的政治盟友,也可能成为明日的政治挑战者。
李成分析,造成中产阶级批评政府的现象是多方面的,包括中产阶级本身势力的壮大,以及对腐败问题的反感,例如在一项大规模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中产阶级对目前中国政治和社会情势抱有更大的批评度,尤其是贪腐问题。中产阶级也对政府的表现比较没信心。其他塬因还包括中产阶级对“国进民煺”的不满,或者中产阶级的子女面临找不到工作的情况。
李成进一步解释,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毕业生,他们通常也是未来的中产阶级,这群人中很大一部分正面临工作难找的问题,同时,中国也出现“蜗居”现象,使得百姓加入中产阶级的门槛越来越难,这情况尤其发生在大城市裡,都让中产阶级与政府之间出现矛盾,对中国政府来说是种警告。另外,关于环境保护、土地批租、建设城市地铁等议题,也加大了政府与中产阶级的摩擦。“比如在厦门、广东、上海都有中产阶级出来阻止地方政府规划的情况,大多数都取得成功。上海最近的火烧楼事件中,当地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居民所表达出的不满,也显示政府若不妥善处理问题,中产阶级会採取进一步的抗议行动。”
政府开始重视中产阶级
李成指出,一场在北京举行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座谈会上,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中产阶级的需求与担忧更加关注,否则,中国敏感的中产阶级会变成愤怒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对国家垄断很反感。他们认为是自己,而非富裕阶级,在帮助贫穷阶级上担负了更多的责任。李成表示,中国目前很流行的两个词反映了这个现象。一个是“国进民煺”,反映出民众对国企势力大涨的担忧,最近一项由中国学者所做的调查显示,中国500大民企在2009年的总收益,还不如两家国企----中国移动和中国石化,比起10年前民众多半想进入民营企业任职,现在的民众反而对国企的职位抢破头。
第二个词是“黑领阶级”,指的是一个人数越来越多的群体,这群人有钱有权,穿着黑西装、开黑色的车,隐藏自己的收入,过着包二奶的生活,他们也与黑社会有所联繫,更重要的,他们经营自己的事业,在经济上秘密施展他们的影响力,这个现象反映出政府官员与企业首席执行长间越来越密切的联繫,只是,老百姓并不喜欢这个群体。
李成指出,一项由中国社科院所做的研究显示,如果中产阶级觉得自己的声音被镇压、接收讯息的管道被封锁、社会活动的空间被禁止,则会出现政治骚动,南非与巴西便曾发生类似事件,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中国。
而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快速扩张,不只大城市如此,二级、叁级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人数也正飞快成长。即使在农村,农民也不想离开自己的土地,因为他们明白土地非常有价值,土地改革一旦开始,这群人也将成为中产阶级,李成指出,虽然中产阶级并非每年壮大,但总体来说呈现成长趋势,对中国来说,这是股正面的趋势,但中国政府似乎察觉到来自中产阶级的潜在挑战。
“各地方政府、各派系都不愿得罪中产阶级。比如在中共中央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没有讨论任何有关中产阶级房产税的议题,而是希望为中产阶级减税,刺激内需,十二五计画也强调国强民富,让更多人加入中产阶级。”李成说。
中产阶级组成份子多元
谈到中产阶级如何影响中国政治,李成认为,首先要看中产阶级的组成份子。“中产阶级的组成很多元,也不断在变化,有私有企业的企业主,有外资企业的雇员,有早期乡镇企业的企业家,同时也包括政府官员、央企中下层的经理人,另外也有文化教育方面的菁英。不只中国、西方民主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是如此多元。”
值得一提的是中产阶级中的共产党员。李成表示,中下层官员与政府的关係非常微妙,并非完全支持政府的所有举动。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有7800万人,拥有各种观点,几项调查显示,共产党官员甚至比非共产党员,对领导层的批评还要强烈。
中产阶级中比较独特的还有文化、教育方面的菁英,这群人受到良好教育,控制着媒体与思想界,要求更完善的社会福利。“他们的政治走向值得关注。目前越来越多报纸、杂誌都针对中产阶级,儘管政府的控制很强烈,他们批评政府的声音依旧强烈,我认为未来数十年,中产阶级的概念会压过中国任何的意识型态,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
李成指出,虽然中产阶级组成多元,但他们有作为中产阶级的共识,有类似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中产阶级的概念正在推广,在过去5年当中,中产阶级可能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中产阶级的消费,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
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力量,而且民主也能为国家带来长治久安。“目前在中国与海外,尤其是海外学者,有一个错觉,认为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社会会不稳定。我和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社会能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政治制度、权力能平稳过渡的塬因,就是中产阶级起到了稳定、缓衝作用,中国政治制度不稳定的塬因,不是民主带来不稳定,而是没有民主、没有健全的中产阶级。”李成解释,全世界範围中,除了新加坡外,哪裡有中产阶级,哪裡就有长久的民主发展,如韩国、台湾、印尼,民主越来越健全,这些地区虽然是民主体制,但20年前并非如此,当时的韩国和台湾可说是今天的中国。
李成强调,民主是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壮大是一个主要因素,其他因素还包括公民社会的强大、媒体的商业化与多元化、法律的成长。中国已存在许多健康的因素,虽然对中国民主转型是以突变式、暴力式还是渐进式来完成,有许多讨论,但李成认为,中国的转型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可是应该是渐进、非暴力的,中产阶级在此过程中起了稳定的作用。
中产阶级影响中美关係
新兴的中国中产阶级,不只可能影响中国境内的政治,也可能影响中国的国际关係,尤其是中美关係。李成表示,深入瞭解中产阶级,将有助美国在面对中国时,有更多的应对选项。
在中国未来的国际关係发展中,李成认为正面与负面的可能性都有,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无法忽略中产阶级在其中的重要性。“中美未来的关係,取决于双方的领导是否能强调彼此的共同利益与共同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月将访问美国,如果能藉此机会打造中美间中产阶级的联繫,或有助双方寻找中美间的共同点,也有助增进两国间的相互尊重与相互信任。”
李成指出,在经济方面,数十年来,美国的中产阶级促进了全球的经济成长,中国中产阶级也可帮助全球经济復甦、为全球经济的平衡打下基础,并促使美国经济朝更健康、更强健的方向发展。
“在全球各种重要议题中,中国需要扮演一个积极、建设的角色,但美国也必须谨记,中国若要扮演这个角色,也有赖复杂内政情势的配合。”李成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已开始以一个更深入的眼光看世界,如今他们更瞭解合作的优势有哪些。“美国作家威廉姆斯(Rene de Visme Williamson)说过,‘如果美国梦只是属于美国人,那它仍旧只是我们的梦想,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命运。’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很大程度受上到美国梦的鼓舞,只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正面、有建设性的角色,美国都应该欢迎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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