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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数万古墓被盗 部分高官被指参与分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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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盗墓行为蔚然成风。在全国形成了洛阳、长沙、东阳、淅川四大盗墓基地。洛阳和长沙以盗墓行为最疯狂、盗墓技术革新最快而著称;而东阳和淅川,一个位于皖苏交界线,一个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处,地形复杂,古墓群聚集,形成两支盗墓大军。这些盗墓者就像搬家的蝼蚁一样,一点点地把深藏地下的珍奇异宝掏空了。

现在的某些高官也有直接或间接参与盗墓活动的,有些古董贩子看到一些高官喜欢收藏古董觉得有机可乘,就和一些盗墓贼勾结,挖出了好东西由古董贩子直接送到这个领导家里,然后再由某个企业的负责人去买单。这个高官实际上成了盗墓贼出货的下线的下线,成为整根利益链条中的一员。还有一种就是某些手中握有实权的执法人员,在查办盗墓案件的过程中,偷梁换柱,用赝品把价值百万甚至千万的古董换走了,偷偷据为己有。久而久之,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潜规则。”

中国检察日报社主办《方圆》杂志总第289期封面文章,题为《盗墓空间》,文中对中国当代的盗墓现状进行了描述与分析。

近代盗墓考

在现代化的盗墓活动中,小说中具有传奇色彩、乃至孤胆英雄式的盗墓者越来越少,亲自动手的盗墓贼必须为偷来的文物找到东家,才能换取更为实用的金钱。这也被业内人称为“出货”。

在中国,从有墓葬的那一天起,也就有了盗墓者。历史上记载的被盗最早的墓葬是距今约3,600年的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这座古墓在距今约2,700年的西周时期就被盗了。

《庄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已经有关于盗墓技术的详尽记录。

到了近代中国,盗墓行为蔚然成风。在全国形成了洛阳、长沙、东阳、淅川四大盗墓基地。洛阳和长沙以盗墓行为最疯狂、盗墓技术革新最快而著称;而东阳和淅川,一个位于皖苏交界线,一个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处,地形复杂,古墓群聚集,形成两支盗墓大军。这些盗墓者就像搬家的蝼蚁一样,一点点地把深藏地下的珍奇异宝掏空了。

中国还有没被盗过的墓吗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盗墓行为越来越猖獗。据有关统计,全国每年被盗的古墓高达数万座。“能碰上一处没有被盗过的墓葬的机率是千分之一,碰上一处没有被盗过的墓葬群的几率则是万分之一的幸运”,陕西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林曾如是说。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类盗窃古墓和文物案件又进入一个高发季。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在山西、内蒙古、安徽、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甘肃、青海9个省区部署开展了“全国重点地区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仅仅7个月的时间就侦破文物案件541起,打掉犯罪团伙7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87人,追缴文物2,366件(套),包括国家一级文物14件、二级文物156件、三级文物376件。

翻开一个个案卷,无不触目惊心:2008年4月至2009年1月,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县、长沙县、浏阳市等地连续发生11起盗掘古墓葬恶性案件,包括西汉长沙王陵及贵族墓在内的20余座古墓葬被破坏,损失巨大,影响恶劣,震惊全国。经公安、文物部门近7个月的奋战,该案成功告破,捕获犯罪分子53人,彻底摧毁一个横跨8省20余市县的特大犯罪团伙,追缴被盗文物304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2件、二级文物48件、三级文物89件。案件主犯被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

2008年10月18日,河南省淅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抓获盗掘古墓葬的犯罪嫌疑人王乐、李军峰等人,经搜查从王乐住处搜查到部分赃物,另从王乐住所搜到仿64手枪一支,子弹4发和雷管94枚。包括战国编钟等一批珍贵文物至今尚未追回。2009年初,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曲阜市姜村古墓被盗,山东、河南等地犯罪分子30余人交叉结伙,组成多个犯罪集团,使用钢钎、洛阳铲、炸药等工具,通过掘洞爆破等危险方式,对姜村古墓大肆盗掘,盗得玉器、金器、银器、铜器、漆器、水晶制品等大量珍贵文物,倒卖后获赃款近千万元。多件珍贵文物尚未追回,损失无法弥补。

2009年12月22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王陵4号墓被盗;2010年1月6日, 4号墓再次被盗。6名盗墓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并从盗洞中缴获一批铁锤、铁锹、钢钎等作案工具。6名盗墓犯罪分子均被司法部门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2010年10月,秦东陵被盗。……

究竟都是谁在盗墓

古陵墓因藏品丰富,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盗墓者多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对“地下博物馆”的丰富藏品垂涎不已。分析近3000年来的盗墓者,无非有四种。

一种是帝王将相和社会地位极高的人。由于他们能够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其盗墓“水平”绝非一般人能比的。如“鞭尸三百”的伍子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西楚霸王项羽,“乱臣贼子”董卓,举兵发掘汉王室陵墓的吕布,盗挖清东陵被世人骂为“国盗”的孙殿英,历朝历代的“高档盗墓者”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一名从事过盗墓行业的人称,“现在的某些高官也有直接或间接参与盗墓活动的,有些古董贩子看到一些高官喜欢收藏古董觉得有机可乘,就和一些盗墓贼勾结,挖出了好东西由古董贩子直接送到这个领导家里,然后再由某个企业的负责人去买单。这个高官实际上成了盗墓贼出货的下线的下线,成为整根利益链条中的一员。还有一种就是某些手中握有实权的执法人员,在查办盗墓案件的过程中,偷梁换柱,用赝品把价值百万甚至千万的古董换走了,偷偷据为己有。久而久之,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潜规则。”

另一种是现代化水平极高的专业盗墓贼。他们不再使用铁锹、镐锄等原始盗墓工具,而是运用从洛阳铲到金属探测器、遥感技术、红外探测器甚至大型挖掘机等现代化的“盗墓”器具,采用工兵定向和挤压式爆破技术,大肆盗掘古墓葬,窃取珍贵的地下文物,犯罪呈暴力化、专业化、集团化趋势。

第三种则是专业考古队员和文物管理人员监守自盗。像1990年7月,古长安城的澧镐遗址大量陶器被盗。事后的调查表明,这批盗墓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曾经在考古队工作过,具有相当水平的探墓经验和发掘水平。而刚刚被处以极刑的河北承德文物大盗,本身就是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主任。

最后一种是贩夫走卒之流的“低级盗墓者”,古有北魏时期发掘商汤冢的河东人张恩、黄巾军众多“农民战士”盗墓者,近有盗掘清东陵的王绍义等。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年底刚刚告破的淅川楚王墓被盗案,11个人中几乎都是当地农民,其中的“何氏六兄弟”平常在丹江利打鱼为生。

盗墓后的“出货”

事实上,盗墓活动中最常为外人所津津乐道的盗墓贼,仅仅是以“盗墓”为中心的整条利益链的低端环节。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盗墓发展已经完全是集团化、专业化、智能化。有些团伙已实现盗掘、贩运、倒卖、走私出境一条龙,环环相扣。盗墓的集团化、专业化、智能化与文物走私结合在一起,挖掘出来的文物很快通过走私渠道流到国外。”中国国家文物局研究院、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给记者总结了现代化盗墓的特点。以湖南“12·29”系列盗墓案为例,盗墓者由三个犯罪团伙交叉参与盗墓,实行资金提供、设备投入、勘探古墓、盗掘墓葬、销售分赃的“一条龙”作业。

这样的背景之下,在现代化的盗墓活动中,小说中具有传奇色彩、乃至孤胆英雄式的盗墓者越来越少,亲自动手的盗墓贼必须为偷来的文物找到东家,才能换取更为实用的金钱。这也被业内人称为“出货”。

据河南古玩界的赵先生透露,不同种类的盗墓者有不同的出货途径,大体上可以分两种。低级盗墓者一般只是当地的农民或者好吃懒做的小毛贼,他们在干农活或在野外转悠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古墓,利欲熏心,组织一帮子当地人挖坑盗墓。像古墓群分布较多的淅川和东阳就有一批这样的农民盗墓大军。他们挖出东西后很难找到买家,只有将文物藏匿在家里,在本省的古董文物市场里打探消息,慢慢找买主。即使找到买主,也往往以很低廉的价格被文物贩子收走,进入流通市场,先是县里、市里,然后慢慢倒腾到北京,摆在某个古玩店的红木橱子或保险柜里,身价倍增,和当时出土的古墓再无半点关系。

另外一种则是李晓东所说的专业化盗墓者后面的“东家”。这种东家对盗墓者也是有要求的,一般他们只找那些比较专业的、有成熟盗墓经验的资深盗墓贼。他们之间只是一种雇佣关系,古墓也是东家自己负责寻找,在盗墓之前双方就谈好佣金。盗墓贼只负责把东西从墓里挖出来交给东家就算完事了。这种躲在后面的“东家”一般都是神通广大的人,可能是个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也可能是浸淫古玩行当多年的老江湖;出货以后,一般不通过国内的古玩行倒手,直接就想办法倒到境外了。据说他们不仅能把各种关系协调好,手里甚至还有假军牌,以便于在关键时刻蒙混过关。

盗墓致使文物流失严重

经过上述两种出货途径的洗礼,很多被盗文物摇身一变有了“合法”身份,甚至堂而皇之地躺在知名拍卖行的展台上。2002年3月,陕西省公安、文物部门在破获一起盗掘文物案件时,发现美国苏富比拍卖行即将拍卖该省西安市西汉皇陵被盗的6件陶俑;1994年6月,河北曲阳县文物部门发现五代时期王处直墓被盗。2000年2月,国家文物局获悉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拍卖王处直墓中被盗的彩绘石雕像……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几乎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外国不法分子直接与盗墓者勾结,结成盗墓与盗卖这一完整的“流水线”。如长沙的职业盗墓者“土夫子”曾经结成团伙,划定盗掘“势力范围”,与中外古董商密切勾结,疯狂盗卖。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来又流失到国外的。

“也有的地方发现,一些国外的买家指使境内的一些人踩点,再雇当地的人挖,挖出来以后直接走私出境。”李晓东提及这一点就显得忧心忡忡。

“新疆罗布泊地区差不多给全球文物商提供了超过30%的古代干尸‘货源’,河南和山西石窟的地上雕刻和陕西唐代古墓的地上石刻、石像更是海外文物市场抢手的高价品”,陕西文物专家秦仲华说。

“法国吉美博物馆的中国瓷器最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绘画藏量最多,而大英博物馆则以2万多件中国历代的珍稀文物自傲。据文物界最保守估计,至少有上百万件中国文物流落到世界上的47个国家”,秦仲华为此感到痛惜。

除了盗掘、盗抢、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给文物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外,法人违法破坏文物案件也屡禁不止。

“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都将旅游作为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纷纷挖掘本地的文化旅游潜力,实施掠夺性和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利用,将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名人故里等开发成旅游景点,招揽游客。这种开发一方面促进了古墓保护工作的开展、提高了大家的文物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又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增加了收入,可谓是一举多得。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很多地方在开发过程中过分追求所谓的经济效益,忽视古墓保护的重要性,急功近利,导致很多古墓在开发过程中受到了破坏,造成了令人心痛的损失,这无疑是不可取的”,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岳山对《方圆》杂志记者说。呼唤专门的古墓保护法规

古墓保护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文物安全的一个最关键环节。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据《吕氏春秋》记载,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淮南子》中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这也是“穿毁”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

近年来,我国文物保护的立法进程不断加快。2002年和2007年,短短5年内,我国两次对《文物保护法》进行修订。2003年《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开始施行。2007年《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办法》正式施行,2009年《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新的法律法规对于文物保护工作所起的作用正在日益显现。

但我国目前的古墓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却明显滞后。目前主要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诸如《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关于严厉打击盗掘古墓葬犯罪活动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等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制定的,不但不能和近年来我国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相衔接,而且内容规定滞后,已经不能够满足当前文物保护的要求。如《文物保护法》第七十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施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这种处罚显然较轻。”岳山说,“目前的古墓保护主要依托的法律是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但是目前,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位阶普遍较低,多为‘条例’、‘办法’,甚至是‘暂行办法’,面对当前严峻的古墓保护形势,这些法律效力较低的‘条例’和‘办法’难以发挥作用。”

“从《刑法》的内容来看,关于古墓保护的规定不可谓不严,量刑不可谓不重,但是究其根本来看,都是事后惩处,犯罪类型也多是结果犯。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对文物保护的法律责任规定得较为详细,但也多是文物、古墓等遭到破坏后的责任。而对于不符合文物保护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包括不符合古墓保护要求的行为,处罚较轻。” 岳山认为。

“我国目前在法律这一层级上还没有单独的古墓保护的法律法规。而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政策性表述较多,很多要求并不具体。这就导致文物的保护措施和重视程度受各地的经济发展影响,重视程度都不尽相同。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文物保护的技术水平较高,古墓的安全工作开展较好;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文物管理工作开展便较为困难,古墓保护的形势便十分严峻,令人担忧。这种现状亟需颁布单独的古墓保护法律法规。”

专家呼吁建立古墓保护防范体系

曾主持《文物保护法》修订领导小组工作的李晓东在接受《方圆》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古墓葬保护确实是个难题,首先是文物保护人员投入不足。分布众多的古墓葬增加了看护的难度,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各地区的经济等条件限制了人员的投入。如内蒙古巴林右旗的土地面积是1万平方公里,有古遗址、古墓葬500余处,其中古墓葬200多处,仅一个辽代皇家陵墓庆陵就占地52平方公里。往往出现管理上的‘真空’。” 更遑论诸如河南淅川这种拥有大量尚未发掘古墓、也就谈不上保护的地区。

“还有,在文物保护人员与文物犯罪分子的较量中,文物保护人员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始终处于下风。”李晓东介绍说。“目前盗掘古墓犯罪往往是具有国际犯罪背景,事实犯罪时一般是集团化,少到几人,多到十几人共同犯罪,而且装备有精良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盗窃工具和野外作案的生活用具。盗掘时利用现代化的金属探测仪和洛阳铲相结合,采用爆破或挖掘的手段。有一次得知庆陵被盗的消息,当地文保部门赶到现场时已是几天后的事了,犯罪分子早已裹胁着文物逃之夭夭。”在文物专家看来,文物经费投入不足,也是古墓保护难以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物保护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将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但20多年来,一些老、少、边、穷地区,文物保护经费仍然不能全面落实,使一些业余文物保护组织形同虚设,导致专业的文物部门消息不灵、信息不畅,打击文物犯罪的效果很差。

李晓东认为,最好的保护办法是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单位人防系统;建立和健全三级文物保护网,把田野文物安全,古墓葬安全保护纳入综治工作职责范围;加大科技保护古墓葬的投入,建立起古墓葬的科技保护防范设施体系;对文物保护当中的问题,层层实行问责制。有了真正的防范和保护措施才是最重要的。

谈起如何建立科技保护防范设施体系,李晓东说:“2000年国家文物局给我一个课题‘田野文物保护防范体系’,我和地震局研究出一套地震原理设备,安放在河南虢国墓地,效果不错。后来又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荆门楚国古墓群做实验,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巩义县采用声控设施,也是经过几次改造,后来基本成功。”

李晓东拿起笔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1961年开始截止目前,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6批,古墓葬有204处,假设一处平均用300万做设施,共需要6亿1千多万。目前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每年投入几十个亿,而机房设施的建设资金仅占0.5%左右,“我认为太低。每年拿一个多亿来建机房设施,我认为完全有这个财力。因此建议国家加大投入,把204处古墓葬都建立起机房监控设施,逐步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墓葬都纳入监控保护范围。此外,应该进一步整顿文物市场,依法加强对文物市场的管理。对于盗墓案件,要及时公布,让大家都知道,不要去买被盗文物。建立健全保护措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法律的手段则是必不可少的。”

盗墓死刑之辩

在盗墓犯罪的去死刑化问题上,刑法学界与文物派已经发生了分歧。一方致力于执法的人性化,另一方则坚持死刑的震慑作用。立法,将何去何从

《淮南子·汜论训》载:“发墓者诛”。千百年来,毁掘坟墓在中国刑罚史上都科以严刑,汉、唐、宋、明、清诸律都规定了最高为死刑。

然而,这条古例在现代刑法中却正经受着诸多非议。近些年来,关于废止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和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死刑的呼吁也越来越多。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聂立泽就是这一观点的积极倡导者。

实务界却显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现阶段还应保留死刑罪名,刑法保护古墓葬的作用不但不能削弱,反而要进一步加强惩治力度。”办理湖南长沙“12·29”系列盗墓案的主诉检察官杨帆说。

“实践证明,刑法补充规定确立的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死刑罪名是正确的、有效的。它像一把高悬的利剑,对文物犯罪团伙是一种巨大震慑,对有些人是一种警示,对更多的人是一种法律教育,对文物安全是重要的法律保障。”曾主导《文物保护法》修订的中国国家文物局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在接受《方圆》杂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显然,这些争论已经直接影响了立法,201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提出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其中包括走私文物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一方致力于执法的人性化,另一方则坚持死刑的震慑作用,盗墓者的终极命运将以怎样的价值观去主导?

针对判盗墓者死刑有悖国际公约精神?《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出废止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和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死刑,应该是基于什么考虑?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理事聂立泽称:妨害文物管理罪的死刑立法违背刑法基本原则。从宏观上来看,妨害文物管理罪属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一小类犯罪,该类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与前五章犯罪分别侵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身健康权等相比较要低得多,其社会危害性也小得多,立法上对其设置死刑明显有失罪刑均衡。

从微观上来看,本节各罪之间的法定刑也很不均衡。刑法对故意毁损文物罪规定的刑罚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对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却规定了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刑罚。实际上,有些故意毁损文物的犯罪行为可能比“盗掘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当被问到,哪些具体法律规定体现了这种立法上的不均衡性?聂立泽称,譬如,故意毁损博物馆内大量国家一级文物就比盗掘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但未造成严重毁损的行为社会危害性要大。根据刑法规定,前者的最高法定刑为十年有期徒刑,而后者最高法定刑则为死刑。很明显,这是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的,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行方法就在于废止相应的死刑规定。另外,妨害文物管理罪的死刑立法有悖人道主义与理性原则。

聂立泽同时称,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和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有人认为此类犯罪不仅是法定犯,同时也是自然犯,其反社会性、反道义性十分明显。尽管如此,犯罪作为一种孤立的个人的反社会行为,不论其犯罪之时何等猖狂而不计后果,但当罪犯面对社会和国家受到应有惩罚之时,他就处于弱势和孤立的地位,而作为一个现代文明而理智的社会通过剥夺一个弱者生命权益来达到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之目的,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不能不令人怀疑。

对于根本不会直接侵害生命与健康权益的罪犯处以极刑,既与刑罚文明发展的进程和方向相左,也有悖于刑罚人道主义。纵观人类刑罚历史,不仅生命刑、身体刑等残酷的刑罚已经或者正在被自由刑、财产性所替代,而且行刑的方法也越来越宽和与人性化。我国理应顺乎刑法发展一般规律,在文明、理性与人道的指引下,尽早废除妨害文物管理罪的死刑立法,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公约的基本精神。

当被问到,在“盗墓犯罪”是否具有暴力性方面存在着不同观点,该怎么看时,中国国家文物局研究院,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曾主持《文物保护法》修订领导小组工作的李晓东称,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自古以来,重大文物犯罪多以暴力实施。

在近代,1928年军阀孙殿英以其军队武装盗掘清东陵乾隆和慈禧的陵墓,1945年日本投降后,有几股土匪盗掘清东陵其他陵墓,是典型的暴力盗墓。

目前盗掘古墓犯罪分子也同样采取暴力行为。有些地区暴力性的文物犯罪案件有上升趋势,有的团伙备有多种冷兵器,有的团伙拥有自制枪支弹药等。在文物犯罪过程中,打伤文物保护人员甚至公安干警的案件屡有发生;有的盗墓团伙持枪与文物保护人员和公安人员对抗。例如去年9月15日凌晨,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文物执法人员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义地岗古墓群发现盗墓迹象。执法人员在深入巡查时,盗墓分子手持凶器蹿出,凶残殴打文物执法人员,致使文物执法人员周立庆头部3处破裂,右臂骨折,右手肌腱断裂,文物执法人员郑文头部严重受伤,另两名文物执法人员不同程度受伤,警车赶到时,盗墓分子已经逃跑。同年9月22日深夜,盗墓贼在盗掘陕西澄城善化乡古墓葬时被巡警抓获,可当嫌疑人被带回巡警队后,竟发生了20多人持械抢走嫌犯的恶性案件。最近这些年,这种形式已经变成黑社会性质的一部分,有组织,有计划,有武装措施。社会危害相当大,影响极其恶劣。聂立泽称,我认为就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和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侵犯的客体而言,无非是国家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和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的管理秩序及其所有权。管理秩序也好,国家所有权也罢,怎能与生命权益同日而语呢?

当被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提出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其中包括走私文物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等。在立法上,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第二编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二节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该条款明确把走私文物罪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对“经济性”这点应该如何看待?

李晓东称,首先,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本质上不属于“经济性”犯罪,《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把文物犯罪,特别是盗窃罪(其中包括盗窃珍贵文物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等定为“经济性非暴力犯罪”,该定性不准,并与事实不符,缺乏理论、事实和法理依据。

从该章标题看,把走私文物罪归入“经济性”犯罪有一定道理。但此类犯罪对社会的侵害、毒害和危害涉及社会生产、生活、工作、学习,涉及社会正常秩序,涉及社会伦理和公德,涉及社会稳定与和谐,是对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破坏,其危害影响深远。因此,走私文物罪不单是“经济性”犯罪问题。

我们必须澄清的一个问题是,盗窃文物是侵犯公私财物,但文物不是一般财物,它是文化财产,是文化财富。在判处盗窃文物罪案件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案件时,都是依据文物(可移动文物)和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不可移动文物)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高低和文物等级,经济上的金钱量化只是辅助的,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是前者。妨害文物管理罪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的一节,而不是列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说明它本质上不是“经济性”犯罪,应是侵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一种犯罪。

聂立泽称,事实上,《草案》的说明中用语是建议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必须注意的是,“经济性”犯罪的含义比经济犯罪范围要宽泛许多,此处的经济性与谋利性、贪利性的含义基本一致。因此,经济性犯罪除了刑法分则第三章的犯罪之外,还包括第五章的财产犯罪,以及其他各章中涉及的以非法谋利的各种具体罪名。其次,就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和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而言,不论其侵犯的法益如何,犯罪人目的却在于谋取利益,所以,其无疑属于经济性犯罪,再加上非暴力属性,对其废除死刑完全符合上述论点。

当被问到,湖南长沙“12·29”系列盗墓案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是如何考虑建议量刑的?湖南长沙“12·29”系列盗墓案主诉检察官杨帆称,对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是否适用死刑,值得商榷。从司法实践来看,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有适用死刑的先例。

对于该怎么看待最终其中四名主犯都被判处死刑?杨帆称,该案是湖南省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盗掘古墓葬案件,分别来自山东、江西、湖南的三个团伙相互勾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疯狂作案,采取雷管、炸药爆破等具有严重破坏力的手段,盗掘长沙地区具有极为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古墓葬十余座,致使被盗古墓葬遭到毁灭性破坏,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另外被告人从部分被掘取的古墓葬中盗窃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乳白色双面谷纹玻璃璧、木胎漆盘、木胎漆耳杯等一级文物11件,螭纹玉剑镡、双面四龙纹青玉璧、镂空三兽圆型铜镇等二级文物51件,谷纹圆柱状柄型器、弦状双辅首铜杵舀、鸭首白玉带钩、龟钮玉印等三级文物86件。被告人盗掘和倒卖文物的行为已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并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可见被告人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正是基于此,法院判决其中四名主犯死刑,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当被问到,尽管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站在实践的立场上,您认为我国废除文物犯罪死刑的时机是否成熟?杨帆称,削减乃至全面取消死刑罪名是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但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认为我国的现状暂不允许取消盗掘古墓葬罪的死刑罪名。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国家严格调控房地产业的大背景下,文物收藏成为闲置资金的重要投资渠道。在巨额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盗墓活动成为了文物来源的一种便捷方式。如在湖南“12·29盗墓系列案”中,被告人盗掘古墓葬的目的在于其中可能存在的文物,欲得手后转卖海外以牟取暴利。在盗墓活动日益猖獗的情势下,国家必须维持足够的法律威慑力,才能让犯罪分子有所胆寒。保留死刑,并在很大程度上真正贯彻执行,将增加其威慑力,保护更多的珍贵遗产免于被盗掘的命运,也避免更多的珍贵文物流向海外。湖南“12·29盗墓系列案”的审理,特别是死刑刑罚的适用,使得湖南地区的文物违法犯罪形势得到遏制。

当被问到,从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对于现阶段盗掘古墓犯罪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杨帆称,从盗掘古墓葬罪的犯罪客体看,不仅造成遗址墓葬严重损毁、文物大量流失,侵犯了文物财产权,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损害社会公序良俗,更主要的是造成文物所包含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残缺不全,危害民族文化的长远利益和发展。虽然没有具体的被害人,但最终受损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现阶段还应保留死刑罪名,刑法保护古墓葬的作用不但不能削弱,反而要进一步加强惩治力度。

李晓东称,实践证明,刑法补充规定确立的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死刑罪名是正确的、有效的。它像一把高悬的利剑,对文物犯罪团伙是一种巨大震慑,对有些人是一种警示,对更多的人是一种法律教育,对文物安全是重要的法律保障。根据文物安全和文物犯罪及其暴力性犯罪的矛盾将长期存在的特点,处理的方法应有不同,应当保留文物犯罪死刑罪名,特别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等死刑罪名。

追索流失海外的墓葬文物,国家是主体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称,国际博物馆协会与中国有关方面已经联合对外公布了中国濒危文物红色目录,旨在帮助博物馆、收藏者、文物艺术品交易商、海关和其他执法人员甄别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从而更好地打击盗窃、盗掘和走私贩运中国文物的行为

盗墓活动频繁的最直接后果之一 ,是造成了大量因盗掘而出土的文物,通过各种“出货”途径流失海外。

如何进行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是掀开盗墓空间后的遗留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副所长王云霞教授说:“追索是个法律问题。通常从学术上来讲,提出追索要看具体情况。首先要看被盗掘的文物是怎么流失的,什么时间流失的。因为根据不同的情况,追索的法律依据不一样,如果说流失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就没有法律依据去追索。如果流失时间是在我国加入相关的国际公约之后,并且对方国家也是该公约的成员国,公约对双方都生效,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国际公约来要求对方返还。如果对方不是公约的成员国,但是对方的国内法律支持这样的行为,也可以根据对方国的法律提出要求。”

国家文物局提供给本刊记者关于追索文物的案例表明:成功的追索大都是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下,通过外交途径或者诉讼进行的。

对此,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则认为:“国际公约都有一些局限性。很多发达国家比如文物收藏大国都不愿意加入这些公约,因此公约对它们没有约束力。要根据公约进行追索的话,必须要有很明确的证据。在公约框架下不是所有的文物都能追回来。”我国目前被盗掘而导致流失的文物追索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称,对于当前因盗窃、盗掘、走私出境的中国文物,我们一般是按照国际公约和双边协定,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索回。各国首先是建立和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体系和合法的流通制度,同时,也要提请海关机构明确禁止或限制流通的文物种类。国际博物馆协会这些年就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多年来与我们的合作,在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召开期间,国际博物馆协会与中国有关方面联合对外公布了中国濒危文物红色目录。

当被问到,红色目录有哪些作用?宋新潮称,该目录旨在帮助博物馆、收藏者、文物艺术品交易商、海关和其他执法人员甄别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从而更好地打击盗窃、盗掘和走私贩运中国文物的行为。为便于甄别,中国濒危文物红色目录展示了非法交易中常见的13类中国文物,分别是陶瓷器、雕塑、金属器、民俗文物、玉石器、书画、铭刻、碑帖拓片、图书文献、建筑构件、漆器、钱币和服饰。由于中国文物丰富多样,本目录并未涵盖全部类别,因此呼吁博物馆、收藏者、文物艺术品交易商以及相关机构和个人,涉及中国文物交易时,在尚未彻底了解其来源之前不要购买这类文物。

面对红色目录,我国政府的工作着重点是什么?宋新潮称,主要是文物追索国际合作不断加强。我国已连续三届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物返还委员会的成员国。

与此同时,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下,我们积极推进与有关国家之间的文物返还双边合作,与秘鲁、印度、意大利、菲律宾、希腊、智利、塞浦路斯、委内瑞拉、美国、土耳其、埃塞俄比亚、澳大利亚、埃及等13个国家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并在信息交流、相互协作、人员培训、文物返还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合作成果。

追索这些被盗掘的文物需要哪些程序?宋新潮称,目前,我国文物追索工作机制已经初步建立。流失文物追索工作涉及复杂的国际、国内法律和利益关系,且必须以国家为主体。因此不但需要各方能从国家外交大局着眼,还需国内各相关部门配合开展。在近年来开展的多项重大文物追索工作过程中,国家文物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追索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策略,初步建立了多部门共同参与、快速反应的文物追索工作机制。

宋新潮同时称,这种机制为协调和推进文物追索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期流失文物调查工作初见成效。国家文物局委托有关专业单位,自2004年起启动了流失境外中国文物调查项目,支持和组织地方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对被盗严重的古遗址、古墓葬流失文物进行专项调查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其中,秦公墓和晋侯墓流失文物调查工作取得突破进展,依据调查成果已促成美籍华人范季融先生将9件秦公晋侯青铜器捐赠给国家。

我国在流失文物追索工作中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对于国际社会有哪些影响?宋新潮称,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保护本国文化遗产、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的坚定决心和成效。

  • (文/《方圆》杂志见习记者 梁利华)

    盗墓者口述爆料:拿命做赌注 不相信"鬼吹灯"

    一个盗墓者的口述:“鬼吹灯,拿自己的命在赌”现在的盗墓,已经不是单纯的盗墓贼行为,而是错综复杂的利益犯罪的交织。职业的盗墓贼,需要高超的技术和设备,还要有大量的金钱和社会背景做后盾,才能得逞。当然,也有一些亡命之徒,但往往没有好下场

    这几年,国内掀起一股盗墓文学热,最火的两本当属天下霸唱的《鬼吹灯》和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

    之后,一股脑地涌出《我在新郑当守陵人》、《星际盗墓》、《盗决》、《神墓》、《黄河鬼馆》、《盗墓者》、《幽冥墓志》等和盗墓有关的书来。里面写尽了盗墓的细节,诸如盗墓要带糯米、黑驴蹄子、护身符等,还有绿毛尸怪和干尸复活等骇人听闻的说法。

  • 现实中的盗墓者果真有小说中描写的那种遭遇吗?曾有五年盗墓生涯的李二愣(化名)向记者爆料了盗墓者那些不为人知的真实经历和遭遇。

    “盗墓者就是拿着自己的命在赌”

    2011年的开春,在某古玩市场二楼靠北一个光线晦暗的门面房里,记者见到了李二愣。刚过完春节,市场里没多少人转悠,开门营业的店面也很少。李二愣一个人正蹲在地上对着不知从哪儿扒出来的一堆瓶瓶罐罐端详、揣摩,嘴里还不住地咕哝着什么。

    曾有五年盗墓生涯的李二愣,光“局子”就蹲过两回,后来彻底洗手不干了,经营了这么一间古玩店,倒也自得其乐。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李二愣直摇头,他说:“盗墓者就是拿着自己的命在赌。”

    “盗墓在中国是一个极为古老的行当。在这个行当里,盗墓又被称为‘挖坑’、‘倒斗’和‘摸金’等。盗墓者的讲究也是特别多的,譬如‘鸡鸣不摸金’,‘灯灭不摸金’等,似乎成了这个行当的神秘咒语,不可触碰,否则就会有灭顶之灾。” 李二愣说,“这几乎成了盗墓者共同遵守的行规,除了迷信的成分在里面,可能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你想啊,盗墓毕竟是鸡鸣狗盗之事,是见不得光的,往往选在月黑风高夜才安全,所以鸡鸣天亮就不行了;至于灯灭,我并不相信是被什么鬼吹灭了,而很可能是缺氧,是万万不能下去的,有不少盗墓者就是因为不慎下去而再没有上来。”

    盗墓这个行当遭遇的事情往往是千奇百怪,任何意想不到的危险都能碰到。“记得在江苏邳县,有几个农民在挖一个流沙墓的时候被埋了进去,连尸首也没找到,总之,挖墓并不是谁都能干的活,别说有难度,还犯法,正因如此,一般人不会染指,因为大多人心里忌讳这样的事情。”

    李二愣认为,“现在的盗墓,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盗墓贼行为,而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犯罪的交织。职业的盗墓贼,需要高超的技术和设备,还要有大量的金钱和社会背景做后盾,才能得逞。当然,也有一些亡命之徒,铤而走险,但往往没有好下场。”

    “坟墓里挖出来的也不一定是真东西”

    “事实告诉我们,坟墓里挖出来也不一定是真东西。有个姓徐的,挖了好几年的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于是,他就跟上海的一个上家说好,让上海的朋友来现场,亲自观看。等快挖到底的时候,突然出现一只很大的铜鼎,品相、工艺一流。于是,上海的客户付了30万,把东西带走。后来,经过鉴定,那个大铜鼎是假的。徐某先在墓葬的东头挖一个洞,一直挖到墓葬的西头,预先把假的铜鼎埋好,然后返回地面,再从墓葬的西头重新挖,等上海的客户上当。”

    在李二愣看来,“ 盗墓和诈骗是分不开的。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刚得手,就急着出手,在联系到一个买家之后,就去一座大楼,买家在那里等着。当双方把价格谈好之后,买家说,你们等等,我去办公室取钱,可这一去,就连人带东西都不见了。后来他们问这座楼上的人,才知道,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座大楼两头都有楼梯,人家早就跑了。”

    “有时候,连警察都真假难辨。记得有一次,在费县刘庄南边的山上,有个朋友挖墓。凌晨两点多的时候,让派出所的警察发现了,还发生了枪战,很危险。当然,有的时候,也有假警察,假警察往往知道盗墓贼在盗墓,却不去惊动他们,等快出东西的时候,他们再去,主要是抢东西,因为是有备而来,多数都能成功。这样的结果是,盗墓贼只要是和警察正面冲突,都很亡命,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盗墓是拼命的活,多数是一些亡命之徒,但是也有思维缜密的团伙。一些人还跟海外的古董贩子有联系,东西从地下出来,根本用不了几个小时,就到了国外。玩古董的贩子都知道,这个行业,就是上到高官显贵,下到贼,什么人都得接触,所以,古董贩子的人际关系很复杂,就是在庄里老实巴交的农民,因为倒腾古董,也可能认识很多名流,甚至高官。”

    “盗墓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活”

    “盗墓的步骤相当复杂,先踩点,除了要掌握周围的环境之外,还要掌握附近人群的活动规律。如果有护墓的巡逻人员,要么买通,要么恐吓,使之退缩。”李二愣对记者说。

    踩好点以后,就是勘探。也就是用洛阳铲往底下钻,通过查看从洛阳铲带出来的泥土,来判定墓葬的规格,经过丈量,定位,确定主要墓室的位置。然后根据铲子带出来的泥土上白灰、木炭、红漆来断定主墓室的位置。

    李二愣介绍,根据封土性质的不同,很容易辨别出是什么时期的墓葬。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石灰;秦汉时期由于人们迷信水银、朱砂、玉器的防腐作用,墓葬中会有使用,也影响土质,会发出特殊的气味,一闻即知。

    “墓葬的定位一般也很快,通常一个晚上就能完成。然后打炮眼,填上炸药,伺机爆破。一炮的深度多数在10米左右,也就是说,大多数墓葬都能一炮到达主墓室。这样盗墓的人,大都是职业的盗墓贼,有人出资金,出来货后,直接由下家接走。盗墓贼只负责把东西取出来,拿自己该拿的钱,其他的一概不管。”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非职业的盗墓贼。他们的技术往往不很高明,可是很容易得手。比如,有的人承包墓葬周围的土地,种果树,建厂房。历经好多年,才把墓葬里的东西挖走,很稳妥。

    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小的盗墓贼。在山坡田间,看到山坡上有的地方庄稼长得茂密,并成方形、长方形,或者规则的几何图形,那就说明很可能底下就是墓葬。然后用洛阳铲勘探,白膏泥厚的,有东西的可能大,白膏泥薄的,一般都没有什么东西,不值得去挖。”

    “九王墩的诅咒”

    李二愣讲述了一次他亲身的经历。2002年,他去江苏睢宁一个叫九王墩的地方,事先有人已经在那里踩好点。这个人在电话上给李二愣介绍了墓的情况:共有九个大墩子,封土很高,最大的一个就像一座山。

    于是,李二愣几个人从临沂启程,赶往目的地。大家先去那里实地考察了一下,确认九个墩子,从西北到东南,一字排列。盗墓的头说,就从最大的开始吧。于是,在附近一个叫楚门村的地方,租了一间大房子。因为是村里的房子,租金很低,可是,却不能住太多的人,只住了3个。其他的人,住在附近的一个镇驻地。因为驻地的人员复杂,可以掩人耳目。

    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初夏,晚上刚擦黑,大家就在最大的那个墩子顶上聚集。由于都是从不同的方向赶过去,时间段也不一样,反正,在天黑后一个小时,大家就都到齐了。

    第一天晚上,由两个经验丰富的人进行勘探,打了一个9米深的探洞,从提出的夯土来看,有木炭,并且,木炭很厚。大约凌晨四点多,就开始装炸药,把炸药装到离地面1.5米的时候,放上雷管,然后,引出导火索,用土把1.5米的距离填满,捣实,大约一个小时后,也就是快天明的时候,点火。这时候,大家都在爆炸现场,虽然土地震动很剧烈,但是,几乎没有一点声响。等放完炮,大家离开。在离开前,大家把一夜的活动痕迹掩盖好,然后,安全撤退,回去吃饭睡觉。第二天晚上,也还是在同一个时间聚集,布置人员放哨,然后,挖开1.5米的土,就露出一个很深的地洞,直径一米,洞壁光滑坚实。先用一个蜡烛头点燃,用铁丝拴着,吊下去,如果发现不缺氧,就可以下去。通常先由两个身材矮小的兄弟下去,继续打洞勘探,到大约离地面14米的时候,就能勘探到墓葬外面的椁。然后,再装炸药,放炮,等放完炮,到了12米左右的时候,遇到了麻烦,有水。这时,大家兴奋的心情都变得很急躁,本来马上就可以到手的收获,却遇到了麻烦。还是到凌晨4点左右,大家撤回,分头回到租住的房子,吃饭,歇息。

    为了对付水,第三天没去,派人回老家买了汽油机、电动锯、发电机。准备这些用了两天时间,就绪后又开始动手,果然顺利,解决了水的问题。接下来很快就过了木炭层,从木炭的个头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王侯级别的墓葬。终于,到了椁,看到大片红漆的方木头,大家的兴奋就别提了,可就在这时候,意外发生了。就在打算劈开木头棺椁的时候,有两个兄弟,由于缺氧导致了窒息,等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们弄出来的时候,已经软绵绵的,几乎没有了呼吸,抢救了好长时间,那两个人才慢慢缓过来。大家由于惊吓,六神无主,也没有了继续挖墓的勇气,草草掩盖了空口,返回。

    从此,就像有了诅咒一样,一直不顺利,干了一个月零一天,也没有把墓里的东西拿到手。这次行动李二愣一伙人花了两万多块钱,却还是无奈地离开。“听说,这个墓让淄博的一伙盗墓贼得手了,光一个错金银的牛头就卖了60多万。”李二愣说。

    “盗墓者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能碰到”

    “有一次,就是在苍山,我们挖了一个明代一品诰命夫人墓。当打开棺材的时候,尸体还很完整,衣服很鲜艳,过了一会,我们就发现什么也没有了,虽然书上经常这样说,可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绝对不会知道,真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多么的骇人。”

    李二愣说,“我有个朋友,喜欢收藏陶器,家里摆了很多。可是过了不久,他的老婆就得病了,并且,只要是男的不在家,她总能听到家里有千奇百怪的声音。后来,朋友就把那些高价买来的陶器,以很便宜的价格出手了,那些声音就消失了,老婆的病也好了。这样的事情很多,数不胜数。”

    “其实,干盗墓这行很不容易,他们在荒郊野外挖上几夜,所得的报酬也不过千元,高额的利润都被中间商赚走了。要是有投资方,那盗墓者所得的佣金就固定一些,当然,东西多,佣金就会多些,东西少或者不出东西,他们就拿讲好的价钱,相当于包清工。”李二愣说。

    “大多数盗墓者不过是周边农村种地的普通农民。他们在荒郊野外付出艰苦劳力打井挖掘,或者当场破板、当场出价给一道商贩,或者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到乡村收购的人,再经过几次转手,盗出的出土文物就成了流散文物,洗掉了罪证,登堂入室成为收藏品。而这个时候,盗墓者也就能逍遥法外。”

    “盗墓者很少有靠这行发财的,”李二愣说“真正的获利者是文物市场利益链上端的大商贩。”

    “当文物堂而皇之地以传家宝、海外友人馈赠等私人收藏的名义出现在拍卖会和潘家园、琉璃厂这样的交易市场或公众眼中时,这些东西已经和盗墓者没有半点联系,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存在;而电视媒体对文物市场的参与,反过来又成为盗墓者的学习和信息渠道,明码高价地让文物成为无处不在、难以抵制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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