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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数万古墓被盗 高官收赃已成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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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盗墓行为越来越猖獗。据有关统计,全国每年被盗的古墓高达数万座。一名从事过盗墓行业的人称,“现在的某些高官也有直接或间接参与盗墓活动的。

这些官员实际上成了盗墓贼出货的下线的下线,成为整根利益链条中的一员。还有一种就是某些手中握有实权的执法人员,在查办盗墓案件的过程中,偷梁换柱,用赝品把价值百万甚至千万的古董换走了,偷偷据为己有。久而久之,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潜规则。

中国盗墓案频发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类盗窃古墓和文物案件进入了一个高发季。

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在山西、内蒙古、安徽、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甘肃、青海9个省区部署开展了“全国重点地区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仅仅7个月的时间就侦破文物案件541起,打掉犯罪团伙7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87人,追缴文物2366件(套),包括国家一级文物14件、二级文物156件、三级文物376件。

翻开一个个案卷,无不触目惊心:2008年4月至2009年1月,长沙市岳麓区、望城县、长沙县、浏阳市等地连续发生11起盗掘古墓葬恶性案件,包括西汉长沙王陵及贵族墓在内的20余座古墓葬被破坏,损失巨大,影响恶劣,震惊全国。经公安、文物部门近7个月的奋战,该案成功告破,捕获犯罪分子53人,彻底摧毁一个横跨8省20余市县的特大犯罪团伙,追缴被盗文物304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2件、二级文物48件、三级文物89件。案件主犯被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

2008年10月18日,河南省淅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抓获盗掘古墓葬的犯罪嫌疑人王乐、李军峰等人,经搜查从王乐住处搜查到部分赃物,另从王乐住所搜到仿64手枪一支,子弹4发和雷管94枚。包括战国编钟等一批珍贵文物至今尚未追回。

2009年初,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曲阜市姜村古墓被盗,山东、河南等地犯罪分子30余人交叉结伙,组成多个犯罪集团,使用钢钎、洛阳铲、炸药等工具,通过掘洞爆破等危险方式,对姜村古墓大肆盗掘,盗得玉器、金器、银器、铜器、漆器、水晶制品等大量珍贵文物,倒卖后获赃款近千万元。多件珍贵文物尚未追回,损失无法弥补。

2009年12月22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王陵4号墓被盗;2010年1月6日, 4号墓再次被盗。6名盗墓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并从盗洞中缴获一批铁锤、铁锹、钢钎等作案工具。6名盗墓犯罪分子均被司法部门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2010年10月,秦东陵被盗。

盗墓后的“出货”

事实上,盗墓活动中最常为外人所津津乐道的盗墓贼,仅仅是以“盗墓”为中心的整条利益链的低端环节。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盗墓发展已经完全是集团化、专业化、智能化。有些团伙已实现盗掘、贩运、倒卖、走私出境一条龙,环环相扣。盗墓的集团化、专业化、智能化与文物走私结合在一起,挖掘出来的文物很快通过走私渠道流到国外。”中国国家文物局研究院、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给记者总结了现代化盗墓的特点。

以湖南“12・29”系列盗墓案为例,盗墓者由三个犯罪团伙交叉参与盗墓,实行资金提供、设备投入、勘探古墓、盗掘墓葬、销售分赃的“一条龙”作业。

这样的背景之下,在现代化的盗墓活动中,小说中具有传奇色彩、乃至孤胆英雄式的盗墓者越来越少,亲自动手的盗墓贼必须为偷来的文物找到东家,才能换取更为实用的金钱。这也被业内人称为“出货”。

据河南古玩界的赵先生透露,不同种类的盗墓者有不同的出货途径,大体上可以分两种。低级盗墓者一般只是当地的农民或者好吃懒做的小毛贼,他们在干农活或在野外转悠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古墓,利欲熏心,组织一帮子当地人挖坑盗墓。像古墓群分布较多的淅川和东阳就有一批这样的农民盗墓大军。他们挖出东西后很难找到买家,只有将文物藏匿在家里,在本省的古董文物市场里打探消息,慢慢找买主。即使找到买主,也往往以很低廉的价格被文物贩子收走,进入流通市场,先是县里、市里,然后慢慢倒腾到北京,摆在某个古玩店的红木橱子或保险柜里,身价倍增,和当时出土的古墓再无半点关系。另外一种则是李晓东所说的专业化盗墓者后面的“东家”。这种东家对盗墓者也是有要求的,一般他们只找那些比较专业的、有成熟盗墓经验的资深盗墓贼。他们之间只是一种雇佣关系,古墓也是东家自己负责寻找,在盗墓之前双方就谈好佣金。盗墓贼只负责把东西从墓里挖出来交给东家就算完事了。这种躲在后面的“东家”一般都是神通广大的人,可能是个手眼通天的大人物,也可能是浸淫古玩行当多年的老江湖;出货以后,一般不通过国内的古玩行倒手,直接就想办法倒到境外了。据说他们不仅能把各种关系协调好,手里甚至还有假军牌,以便于在关键时刻蒙混过关。

专家呼吁建立古墓保护防范体系

曾主持《文物保护法》修订领导小组工作的李晓东认为,最好的保护办法是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单位人防系统;建立和健全三级文物保护网,把田野文物安全,古墓葬安全保护纳入综治工作职责范围;加大科技保护古墓葬的投入,建立起古墓葬的科技保护防范设施体系;对文物保护当中的问题,层层实行问责制。有了真正的防范和保护措施才是最重要的。

谈起如何建立科技保护防范设施体系,李晓东说:“2000年国家文物局给我一个课题‘田野文物保护防范体系’,我和地震局研究出一套地震原理设备,安放在河南虢国墓地,效果不错。后来又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荆门楚国古墓群做实验,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巩义县采用声控设施,也是经过几次改造,后来基本成功。”

李晓东讲到,自1961年开始截止目前,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6批,古墓葬有204处,假设一处平均用300万做设施,共需要6亿1千多万。目前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每年投入几十个亿,而机房设施的建设资金仅占0.5%左右,他建议国家加大投入,把204处古墓葬都建立起机房监控设施,逐步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古墓葬都纳入监控保护范围。此外,应该进一步整顿文物市场,依法加强对文物市场的管理。对于盗墓案件,要及时公布,让大家都知道,不要去买被盗文物。建立健全保护措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法律的手段则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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