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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失责致中国社会信用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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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教授在《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中列举了中国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各种迹象。其中提到“中国社会的崩溃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联系到目前整个中国社会信用丧失,中国人什么都不相信的实际情况看,孙教授的说法可谓一针见血,作为体制建立和维护者的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负有最大的责任。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孙教授所言非虚。就在去年年底,浙江温州市一个行政村的前村主任钱云会被发现死于村头公路,他被一辆工程车轧断了脖子。事发之后,乐清市和温州市先后宣布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但由于钱云会因为征地补偿问题曾多次带领村民上访并先后三次坐牢,被当时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村民和众多网民都认为钱可能是死于谋杀。虽然后来由中立学者和网民组成的独立调查团调查后也多认为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但截至目前为止,认为钱云会死于谋杀的声音仍然占了绝大多数。

实际上,在这一标志性事件之外,如果随便扩展一下,从食品安全到药品安全、从假货泛滥到假币流行、从虚假新闻到统计作假、从上诉上访到司法公正,在整个社会层面,类似钱云会案件不相信政府的事例可谓数不胜数,而在几乎每一件事情后面,都可以看到政府或代表政府出现的官员专家的影子。不过令人唏嘘的是,因为怀疑和警惕已经成功中国的生活方式,并进而发展成为整个中国民众的群体意识(最起码是绝大多数网民的群体意识),越是政府或专家参与其中出面辟谣或澄清的事情,就越是不被民众相信。

不仅如此,更令人焦虑的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层面,人与人之间彼此设防,盈利机构为了追逐利益弄虚作假的情况也愈发严重。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预防被人欺诈已经社会交往的第一要义,为人或从商的诚信意识正被逐渐抛弃,老实人吃亏的想法正成为人们共识,在商业交往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潜规则横行。虽然中国一致以来就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但像今天这样彼此以怀疑的眼光,时时提心吊胆审视自己所处的群体的情况还是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地步。

那么,到底是何因素使得中国社会信用溃败到如此地步?中国官方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认为,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有距离是影响社会和政府信用建设的主要障碍,换言之,也就是说,政府说的话太八股,网民不懂、不领情。而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则认为,中国社会信用下降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迁的农民权利的维护问题,第二是官方的维稳逻辑和农民维权逻辑发生冲突。周的观点与孙立平教授有一致之处,孙教授也认为是中国官方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压制了民众的合理诉求,导致了官民情绪的严重对立。

但这些观点可以解释中国官方公信力下降乃至消弭,还不足以解释何以在社会层面也出现严重的信用溃败情况。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层面的信用溃败对中国向上发展的危害可能更大。官方公信力下降可能造成官民情绪对立,但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并不是中国特色,而社会层面的信用溃败则可能造成整个社会内部交易成本的急剧上升,影响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和中国对外交往的思维,会导致民粹的抬头和盛行。

这虽然是社会层面出现问题,但政府仍然要付最主要的责任。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政府能令行禁止,有所作为,不对社会丑恶现象姑息纵容,社会上怎么可能出现大量坑蒙拐骗、弄虚作假的投机奸商?如果当局能够保证最起码的司法公正,司法系统能真正成为人们可以信赖的国家机器,人们怎么可能一遇到利益受损就上网、上访而不是寻求司法帮助?

在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中,一味的追求GDP增长,并把GDP和官员的升迁等联系起来,从体制层面长期忽略民众的利益诉求,怎么可能不会遭到民众在情绪上的抵制?也正像孙教授所说的,本来应该发挥社会平衡作用的政府,却介入大量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通过手中的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势力,肆无忌惮地侵蚀、争夺,甚至是直接赤裸裸的抢夺民众的利益,又怎么可能在涉民纠纷中保持最起码的公正与中立?

所以,从根本上,正是政府的不恰当定位和失职失责,造成了中国社会信用溃败的现状。在这篇文章中,孙立平教授有一句话可以说是点睛之笔。他认为是“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导致了中国社会信用的溃败。当整个社会底线失守,司法腐败,道德沦丧,当以政府为首的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当现有体制已经千疮百孔,而政府当局却仍然缺乏创新思维和改革魄力的情况下,要想重建中国的社会信用只能是空话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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