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教在转型中迷失方向

被誉为“中国真正的教育改革家”的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认为，中国大学必须远离功利主义，树立以学术为终身的志业，安贫乐道地从事高深学问的研究，专注于研究影响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前沿问题，并做出重大的创造性成就。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能够培养出精英、翘楚和大师的一流水平的大学，也才能完成中国大学真正的转型。

中国高等教育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转型期，内容包括从精英型向大众化转变，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同舟共进》2011年第三期刊发刘道玉文章指出“中国高教在转型中迷失方向”。

文章首先剖析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一、在从精英型向大众化转变中，犯了冒进的错误。2003年在校大学生人数超过1000万人，大学毛入学率已达17%，一举提前8年(原计划2010年达到15%)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19世纪末才发展起来的，比西方国家晚了大约800年，无论是师资还是办学条件，都与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没有能力超越发达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如果一味坚持跨越式发展，势必降低教育质量，造成大量的毕业生不能就业，也浪费了巨大的教育资源。

二、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中，犯了片面追求豪华和铺张浪费的错误。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现代化的旗号下，进口齐全的先进仪器设备，大肆扩展校园用地，大建楼堂馆所，追求豪华装修。据知情人透露，中国列入985工程的重点大学，无论是校园面积、豪华建筑，或是先进的仪器设备，都已超过世界上顶尖大学的水平，可是却欠下了2,500亿的高额债务。而且，在征地和大兴土木的同时，又每每涉及招投标中的行贿和受贿，使高校贪腐案件频频发生。

三、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自1992年开始了狂热的大学合并运动，持续十多年，几乎涉及全国所有大学。这完全是长官意志驱使下的行为，犯了瞎指挥的错误。当时倡导合校的理由是，实行“强强联合”，以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建一流大学是假，好大喜功是真，不惜牺牲大学的根本利益。这次大学合并运动，是1951年以剥离为主导的院系调整的反动，那次调整的指导思想是“全盘苏化”，其专业化教育的副作用持续半个世纪还没有消除；而这次大学合并的弊端和隐患，也将持续50年以上，历史将会检验它的后果究竟有多严重。

四、大学改名一浪高过一浪，这是典型的虚荣心和形而上学思想的表现。自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改名一直没有停止，除了极少数几所老牌大学以外，几乎每所大学都改名了，有的则是一改再改。这些学校改名都是经过教育部批准的，有的甚至是由教育部主导的。这是虚荣心的极端表现，背后是名和利作祟。大学升格了，名字改了，但水平没有提高，岂不是换汤不换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法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等，几百年不改名、不升格，并没有影响它

们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五、冠以各种名称的学者满天飞，这是以名和利误导学校的教授。1992年，香港长江实业集团的李嘉诚与中国教育部签订协议，双方共同出资1.2亿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促进教师队伍的提高。各大学模仿设立冠以各种山水为名的学者，如黄河学者、泰山学者、珠江学者、赣江学者、闽江学者、天山学者、湘江学者、长白山学者，等等，据统计竟达38个之多。这纯粹是搞命名游戏，除了把教师引向追名逐利的错误方向，别无任何积极意义，既导致大学教授之间的不公，又将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笑柄。

六、大学管理机构胡乱改名，再次显示了大学的浮躁作风。以科研管理机构为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的科研管理部门叫科研科，80年代升格为科研处，90年代又升格为科技部(部长与国家的部长混同)，现在又更名为科学技术研究院。什么叫研究院？它是纯粹的研究机构，有实验室，配有研究人员，接受和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现在的研究院满天飞，什么WTO学院、市长学院、边界研究院、徽学研究院等，某些大学各地校友会都扯起了研究院的牌子，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大学里的系统统升格为学院，可是国外那些最著名的大学，甚至发明了计算机，获得基因和超导重大成果的大学，依然还是叫计算机系(甚至电机系)、生物系和物理系。文章说，中国高等教育并没有完成真正的转型。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教育经费、大学规模、教学与研究条件确实有了很大改善，但办学思想、教学质量、学风和改革精神反而大倒退，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高等教育现在依然处于粗放型的发展阶段。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牺牲质量换取数量的发展，以牺牲学术换取经济利益，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付出的沉重代价。目前，中国大学拥有诸多第一----大学生在校人数世界第一，在读的博士生数量世界第一，豪华的校园和楼房世界第一，拥有的大型先进仪器第一，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很快也将居于世界第一----但是，这些“第一”有什么用呢？它们的利用率并不高，除了满足虚荣心和宣传作用以外，并没有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和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第二，按照“高、大、全”的思维惯性办学，思维方法依然停留在第二次浪潮时期，这是与第三次浪潮“小就是美”的要求格格不入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小型的高水平大学，多年以来，它与哈佛大学并列第一，该校没有美国最吃香的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校长雪莉•蒂尔曼就是不建立这三个学院，集中力量抓好该校的特色学科数学和理论物理。在这座象牙塔中，安德鲁•怀尔斯教授足不出户，用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理，创造了奇迹。

第三，教育部以“工程思维”(或计划经济思维)指导全国的高等教育工作。在这20年中教育部制定的各种工程、纲要或计划，多达37个。实践表明，计划统得越死，办学者越没有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必然导致中国大学没有个性和特色。在高教领域，缺乏独立自主创新的成果，很多时候是模仿国外的研究方向和做法。没有创造性的成就，中国高教就不可能转向集约型。既然计划经济不能使中国经济转型，难道计划教育能够使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吗？

至于造成中国高等教育的混乱，阻碍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的主要原因，文章认为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教育产业化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完全违背了教育的规律。当问题出现以后，教育部的领导出来否认，说从来没有提出过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人们记忆犹新，当初国家某些权威人士，在报刊和电视上频频发表谈话，说教育是老百姓最大的

需求，扩招可以拉动内需，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不明明是教育产业化的主张，怎么能够否认呢？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即使现在仍在推行教育产业化，如大肆建立科技开发园，在各地建分校、研究院，办各类高价培训班，推行“产学联”的办学经验等，都是教育产业化的表现。

文章说，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必须以改革为先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不浮躁、不浮夸的严谨的学风，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维护质量第一的原则，重在独立自主创新，提高办学的效率等，这些才是转型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