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杜克大学校长布莱涵德博士即将访问北京,并接受清华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清华大学历史上颁发的第九位荣誉博士。前八位荣誉博士中,大学校长只有一位,她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有趣的是,苏珊原来担任耶鲁大学教务长(Provost),与布莱涵德校长是同事。
在校长出访前夕,DCSSA对他进行了专访。专访共分三个部分:校长个人的教育经历,校长对于高等教育的看法,以及校长对杜克和中国的未来合作前景的展望。采访全文由录音整理翻译而成。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DukeChina.Org。
“读本科的时候,做一个好学生就够了。但是在研究生院不是这样----仅做一个好学生还远远不够。”
“做行政管理工作不意味着我不再喜欢学术研究了。我仍然热爱这种智力的游戏。”
DCSSA:校长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
Brodhead:我很荣幸。
DCSSA:从您的个人简历上来看,您在来杜克之前一共在耶鲁大学学习工作了40年。我觉得这40年可以分为四段:首先是8年学生生涯,从本科生第一年一直拿到您的博士学位;第二个阶段也是8年,从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拿到终身教授职位;第三个阶段有13年,从终身教授进入学校管理层,成为本科生学院的院长;第四个阶段就是长达11年的本科生学院院长生涯。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您的学生生涯。你曾经提到研究生生活的前两个月是你人生最痛苦的时刻,为什么呢?您觉得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吗?
Brodhead:看来你对我已经作了很详细的研究(笑)。是的,我觉得研究生院的前两个月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为什么这么讲呢?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本科生活是一种完整的生活。这包括了学术智力的提高,各种社交活动以及课外活动。当我来到研究生院以后,突然之间,我只有一个专业可以学习。我的生活也变成了一维的世界。我的确很不适应这种转变。尽管我要说,一旦我度过了这个转型期,我就发现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达到独立研究的目的。在本科的时候,做一个好学生就够了。但是在研究生院不是这样----仅做一个好学生还远远不够。你必须对你的专业领域做出贡献,你必须有你自己的想法。在达到独立研究之前对我来说是一段很有压力的生活。从那以后,生活就变得简单了。所以说,我当时觉得很难把自己的生活变得“狭窄”。再提一句,一旦我工作以后,我又开始扩宽自己的视野。
DCSSA::所以这个过程难就难在从宽泛到纵深。
Brodhead:对。事实上很多人很自然就适应了,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但是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感受。
DCSSA::我同意您的观点。您所说的感觉,我想可以用《纽约时报》上一篇评论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对于很多理工科的研究生,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世界变得非常之小,小到刚好被导师的实验室所容纳。
Brodhead:没错,你概括的非常好。在我本科的时候,我学习英国文学、世界历史、美国历史,我同时还读亚洲文学,亚洲哲学。在研究生院,我的学术视野变得非常专一,紧紧地和自己的专业相联系。
DCSSA::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很多现在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对自己将来的职业道路有详尽的规划,但也有很多人懵懵懂懂。那么你在读书的时候,你想到过自己将来会做什么吗?你曾经说过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从事管理工作,而真的成为耶鲁的本科生学院院长之后,你却说自己发现了这个岗位比只呆在一个系里面要有趣的多。
Brodhead: 当我在本科低年级的时候,我就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所以从很早的时候我就明白自己将来想做什么了。当我博士毕业,走出研究生院,开始教书的时候,我快乐极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名管理者。我知道有些人会做这些工作,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样做。后来,我成为了英语系的系主任,接下来是本科学院的院长。我做院长的时候主要是和本科生以及各个系的教授们打交道。我学到了不同的学科;我懂得了经济情况的好坏对于一个大学的影响;我了解到了本科录取的政策和它现在面对的挑战;还有其他无数运转一个大学的方方面面。我曾经对管理工作有种消极的偏见:总得有人去做这种万金油的事情。但是当我真的成为管理者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种有力的教育的源泉。在美国大学里,如果你一直在一个系里面或是在一个实验室中,你很难知道整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他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做行政管理工作不意味着我不再喜欢学术研究了。我仍然热爱这种智力的游戏,事实上这学期我开始为本科生上课了,我非常喜欢给年轻人上课。
“我的新工作给我了一个无限大的空间。作为校长就意味着你是这个学校的公众形象代表。”
“在杜克,各个院系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说达到了令人惊讶的水准。”
DCSSA:所以教授和管理者是各司其职啊,那么做耶鲁的本科学院院长和做杜克的一校之长的区别肯定更大吧。
Brodhead: 是很不一样,但是这里有很好的过渡。当我是耶鲁院长的时候,我和教授们交流,倾听来自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的问题,并做出我的解释。我试图说服他们而不是把我的观点强加于他们。现在做了校长,我还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更多的,我必须担负起整个学校的责任。比如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和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打过交道,现在不一样了。我的新工作给我了一个无限大的空间。作为校长就意味着你是这个学校的公众形象代表。对于普通民众是这样,对于政府官员更是如此。现在大学还经常受到一些国家政治问题的干扰,我也要面对。事实上下周我就要去华盛顿对国会议员们演讲。我会劝说他们把更多的经费投到科学研究中(笑)。
DCSSA:你来杜克已经2年了,相比较你在耶鲁的40年,你有什么感受?
Brodhead: 耶鲁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学校,她始建于1701年,迄今已经三百年了。耶鲁的很多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种“进化完全”的状态。你再来看杜克,一个年轻许多的学校。你可以感受到它还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换句话说,你现在还在一个创业者的阶段。如果我给来参观杜克校园的人们做向导的话,我可以告诉他们在过去5年中我们所做过的激动人心的工作和取得的最新成就。所以对于我来说,一边是一个已经达到一流水平的学校,另一边是一个飞速攀升,向着顶尖水准大步迈进的学校。所以当你环顾学校四周,你会发现人们有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有一种我要让杜克变得更好的决心。这是一种快乐的灵感与源泉。同时杜克的另一个长处是:不同系科之间的交流合作非常之多。在许多顶尖的美国大学里,不同的学院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而在杜克,各个院系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说达到了令人惊讶的水准。如果你让工程学院的人和医学院的人合作,他们就会走到一起,想出极好的点子。因为年轻,所以我们非常愿意不断改进。没有人愿意固步自封。这里的人们不会说:我们这里的现状好极了,我们希望能维持一个世纪。每个人都希望杜克变得更好。
DCSSA:听起来很振奋人心啊。作为校长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学校的全局发展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定位。比如说哈佛和斯坦福就是大而全----几乎所有的科目都涵盖了。而加州理工学院就是典型的小而精。那么杜克的定位是什么?
Brodhead: 是这样的。在美国,一流大学之间的特点差别非常之大。比如哈佛,她几乎什么系科都有:医学院、商学院、神学院、强大的社会科学、出色的人文科学。麻省理工学院也同样出色。但是她主要是工程方面特别出色。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学科。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都是这样“小而精”的大学。对我自己而言,我更喜欢处在综合性的大学。杜克的强项有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公共政策管理学院、环境学院和其他一些领域。我常常发现杜克和斯坦福很相似。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都有工程学院等,而是因为我们都是年轻的学校。在年轻的学校,新主意的施展空间更大。
DCSSA:我想你是指我们没有很多所谓传统的包袱。
Brodhead: 对。这些学校都有一种企业家的探索精神。
DCSSA:从本科算起,您现在在高等教育中一共有40多年了。
Brodhead:(打断):准确地说:42年。
DCSSA:那么在42年中,您觉得现在的学生和你当时的学生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
Brodhead: 我做学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多记忆已经变得很模糊。当我在读本科四年级的时候,正好是学生运动的时候。与以前相比,当然,时尚已经不同了,人们的穿着不一样了。但是我想说,每次我和现在的年轻人进行比较正式和严肃的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延续多于改变。我总能从年轻的学生身上看到一种智力和对新问题的好奇心。所以总的来说,我不觉得有太大的变化。
“今后那种在社会上更容易成功的学生一定是“多面手”。他们以自己的专业为出发点,用自己从专业领域中学习到的方法去解决新的问题。”
第二部分:Brodhead对于高等教育的看法
DCSSA:如何提高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水平,是很多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所关心的话题。您认为呢?
Brodhead:资金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学生和老师们的“智力能量”是最重要的。
DCSSA:那么就说说学生这个方面,杜克招收的学生一般有什么样的特质?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学生能够被杜克录取?
Brodhead: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稍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研究生需要有更多专业方面的技巧。但是就大的方面而言应该差不多。比如说,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有好奇心,有创造力,愿意努力地工作,能够自己想出新问题。我想说的是,今后那种在社会上更容易成功的学生一定是“多面手”。他们以自己的专业为出发点,用自己从专业领域中学习到的方法去解决新的问题。在遇到困难时,能够自己不断调整方向。
DCSSA:好,那我想请教校长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学生的课外活动非常出色,但是学业成绩不够好,那么你认为他能够被杜克录取吗?
Brodhead:我认为,学业总是放在第一位的。美国大学有非常丰富的课外活动的文化氛围。比如有人体育运动非常好,有人舞跳的非常好,乐器弹得非常棒。当我们录取学生的时候,我们会考虑这个学生的综合情况,但是学业总是第一位的。比如说物理系,如果一个物理系的学生同时歌唱的非常好,那是非常好的。但问题是如果他只会唱歌,那么你不能把他录取。所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一个人学业既出色,同时又多才多艺。
DCSSA:那么对于校友的子女来说,他们会受到优先照顾吗?
Brodhead:我们当然会给校友的子女一些优先考虑。美国的大学都有家族延续的传统。但前提肯定是学生达到了我们的录取标准。我告诉你一个数据,今年杜克的本科收到了两万份申请,我们只能从其中录取1600人。总之每个被录取的学生都是达到要求的。
DCSSA:一旦学生进入杜克之后,学校就要对其进行培养。对于一所世界级的大学来说,它应该不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我学习的能力。从而使得学生能够在离开杜克之后,还能够10年,20年,以至一生都要持续不断的学习。杜克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Brodhead:首先,我们的大部分课堂规模都很小,大部分的课堂形式采用讨论式,而不是老师的“一言堂”。所以从刚入学,学生就开始培养自己独立自主的精神。对于研究生来说,不用说你们就已经开始自我研究了。但是对于本科生,引导就很重要。从老师的一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老师意识到:当你在教学生的时候,学生也在教给你一些东西。正所谓教学相长。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这个学校的氛围是不是有利于独立思考,是不是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
DCSSA:我记得有一次一位本科生和我说,斯坦福创业的氛围非常浓厚,如果学生有了好的点子,学校就会鼓励他中断学业,自己开公司。杜克在这方面会鼓励学生这样做吗?
Brodhead:斯坦福是出现了雅虎和Google这样年轻而有活力的公司。如果你在斯坦福学习的话,你的物理学博士很可能就拿不到了(笑)。因为在你拿到博士之前,你很可能就已经成为亿万富翁了。在杜克,我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培养,比如给本科生开设了“创业者精神”的课程;我们教给工程学院的学生如何设计自己的创业启划书。如果杜克还没有自己的Google,那么请耐心等待。
“在美国,尼克松总统毁誉参半。”
“但是不管你来自哪个领域,你必须要善于学习和尊重其他领域。”
DCSSA:好。接着来谈谈学生社团。为了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学生社团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让耶鲁的“骷髅社”变得家喻户晓。在杜克也有超过200个学生社团,请问您如何看待学生社团在培养领袖方面的作用?
Brodhead:我不知道“骷髅社”在中国这样有名(笑)。我想学生社团的作用就是:你在读书时,课本上的学习能够培养你的学术能力。但是领导才能更加多元化,你需要学习如何主动地承担责任;你需要学习如何把一群人组织起来,一起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所以我想学生社团就起到了这样的一种作用:他让你意识到行使自己的权力是非常有趣的,它比你仅仅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要好得多。比如说你导演一个小话剧,你不仅培养了自己对于话剧等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你同时还锻炼了其它能力:领导才能、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等等。
DCSSA:下面这个问题比较有趣。如果让您列举五位杜克的杰出毕业生的话,您会说哪五位,理由是什么?
Brodhead:如果你给我一个小时,我想我的答案会更好(笑)。但是我现在就告诉你浮现在我脑子里的几个名字吧。我想我会提及Judy Woodruff,她是CNN的记者,被认为是在这个国家里过去20年中最出色的政治类记者之一。她68年毕业于杜克政治系,然后进入CNN。她现在就在杜克,她下学期将要在Sanford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执教。接下来我要说Peter Nicolas。 64级的毕业生。他原来为一家制药厂工作,后来辞职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波士顿科学制药(Boston Scientific),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成长为制药界的巨无霸,是美国近年来涌现的高科技公司的杰出代表。我还可以说美玲达盖茨----杜克计算机系的本科毕业生,后来又回商学院读了MBA。她和丈夫比尔盖茨创建的盖茨基金会对于美国的教育改革和医疗体系的改革有重要影响。2005年《时代周刊》将他们夫妇俩列为“年度风云人物”。如果说年轻人的话,Paul Farmer是美国最著名的医疗慈善家。在海地、卢旺达、俄国等各国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他把先进的医疗带给了全世界最贫困的角落。下面让我举一个稍微不一样的成名人物。最近在杜克的纳什博物馆有20世纪美国黑人艺术展览。这些艺术品是由格兰特希尔收藏的。希尔是杜克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多面手”。我想我肯定遗漏了很多人----比如另外一位是John Mack, 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的总裁----但是你只让我说五位。
DCSSA:有趣的是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中国学生,最有名的杜克毕业生一定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Brodhead:是的。尼克松于1937年毕业于杜克法学院。你或许知道,在美国,尼克松总统毁誉参半。但是就外交政策来说,他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具有胆识、远见和创造力的美国总统。特别是重新打开对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我相信今后杜克会有更多的美国总统。
DCSSA:这些校友真的非常杰出。下面我的问题和学校的管理层有关。您的背景是人文科学。我知道很多美国校长是社会科学的背景。同时我相信您也和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有过接触。他们中很多是理工科背景。您觉得一个校长的背景对于管理这个学校来说重要吗?
Brodhead:你说得很对。我的确注意到了。美国很多大学的校长是社会科学出身。很多专业是经济和法律。但是也有很多自然科学背景的人成为了美国大学校长----事实上数量还是不少的。我的背景是人文----这不多见但不是没有听说过。我还可告诉你芝加哥大学和北卡州立大学的校长是音乐背景。
至于校长的背景和管理学校的关系,我觉得既重要也不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管你是哪个专业出身,你就要努力地学习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不管你来自哪个领域,你必须要善于学习和尊重其他领域。就拿我来说,我现在很少把时间花在人文方面因为我已经非常熟悉了。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学习医学知识等方面(因为杜克医学院非常强----译者注),我发现这非常有趣。
第三部分:杜克和中国的联系
DCSSA:说得真好。下面我们的采访进入第三部分。您去过几次中国?访问过几所中国大学?
Brodhead:香港我去过两次。大陆去过一次。那是我在2001年和耶鲁校长莱文一起访问过清华大学。我们当时参观了北京、西安、苏州。我六月底还会访问清华。
DCSSA:除了清华之外,您还访问过其他学校吗?能不能谈谈您对中国大学的总体印象?
Brodhead:对,我目前只去过清华。但我肯定还要访问更多的学校。杜克和中国的联系现在越来越多。杜克法学院和清华法学院有合作计划。杜克医疗中心正在和北京大学接洽,准备就心脏病方面的交流进行探索。Sanford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每学期为来自北京的中国官员提供经济、金融和政策方面的培训。但是我还是急切地想更多了解中国。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中国的历史。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大学发展实在太快了,他们在全球的高等教育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DCSSA:说起中国留学生的历史,我想耶鲁人都知道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学生是容闳,他为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杜克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学生是宋嘉树,他的三个女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但是近些年杜克国际化的脚步不如耶鲁来的那么迅猛,您觉得您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
Brodhead:我读过容闳的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那本自传极其引人入胜。现在在杜克有三百多中国学生。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有一个确定的数量,我们想要吸引最聪明的中国学生。当然我们已经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学生了,我们还有很多出色的中国教授。但是我同意你的看法:杜克应该加快国际化的步伐。10年前当我在耶鲁的时候,哈佛在中国的知名度远比耶鲁要高。那时候起,耶鲁非常活跃的在中国推广自己,扩大知名度。我想杜克现在在中国的名声正在逐步建立。我相信在今后的十年中,我们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DCSSA:耶鲁在中国的确非常活跃。据我所知,列文校长在过去的四年中访问了中国五次。
Brodhead:是的。尽管我想他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他做校长的第五个年头了。我打算今后每一到两年就要访问中国一次。
DCSSA:在杜克学习的大部分中国学生是研究生,本科生相对比较少。主要原因我想是每年4万美金的学费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负担。您觉得今后会提高对本科生的经济资助吗?
Brodhead:对于一部分在杜克读本科的国际学生,我们能够提供全额的奖学金资助。但不是对所有的国际学生都这样。我们的确意识到了奖学金资助的重要性。今后,我们希望能够在对国际学生的资助方面更加慷慨一些。这将是我们工作的重心之一。你知道吗?现在最好的美国本土学生希望能够去多元文化的大学。上个星期三,我去参加了一个本科生的聚会。大概有5个美国人,2个来自上海的中国女孩,1个来自巴西。一个大学如果能够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生,那么该有多好!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相互学习,相互欣赏和提高,不受国界的限制。
DCSSA:好的,我想我的问题就这么多。
Brodhead:我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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