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全国有大约八百个麻风村？这些曾经患上麻风病的国人，被长期与世隔绝，自生自灭。他们的孩子，多数身体健康，智力正常，但也和他们一起，被社会遗忘。有一个台湾女记者，11年前来大陆采访，看到这些孩子后不忍离弃，辞职来到四川凉山越西县的麻风村，为他们募集资金，建设校舍，延请教师，至今已培养百余名毕业生。
这个叫张平宜的台湾女人的故事，最近经由媒体报道之后，受到网民关注，成为又一个“感动中国”的候选人。媒体报道强调她曾经是生活优裕的千金小姐，年薪百万的职场能人，不远万里来到偏僻贫穷的大山里，过着艰辛备尝的生活，而且还冒着感染麻风病的危险，为麻风病人的后代争取学习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这的确令人非常感动。不过这种报道缺乏更多的采访和视角，尤其不该忽视受助者的声音，而且潜藏着势利眼的比较，很容易让人忽略人生的多元价值。一个人可以选择不同的人生，去追求自己的价值目标。能够为自己的理想做事，尽管艰难困顿，也有无可替代的乐趣。
这些乐趣本来可以更多一些。张平宜女士所讲述的困难，很多原本就是不应该存在的。她第一次来到越西麻风村的时间是1999年，那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21年，发达地区富人成堆，不少人钱多得无聊，官员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等三公消费早就屡受非议。但是，那个隐形般存在的麻风村，仍然无水无电，刀耕火种。“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而他们的孩子缺吃少衣，没有身份证，甚至没有任何官方统计数据。只有一所残破的学校，和一个即将离职的老师。这个老师的文化程度只能教到小学四年级，因此这里从来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
和很多来中国大陆扶贫帮困的爱心人士一样，张平宜女士以一己之力，干着应该由掌握公权力的政府干的事情。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社会公共资源，调动人力物力极其方便，又有公共财政的支持，很多事情做起来不费吹灰之力。由民间个体来完成，则要困难很多倍。非但如此，不少地方官僚还会阻止民间人士的行动。自身不想做的事情，也不大情愿让别人去做。张平宜女士对记者说，“为建校舍，我去找过很多遍当地政府，几乎没有官员愿意坐下来听我讲5分钟。有时我带着满腔热忱过去，他们却在打麻将，我坐在旁边等待。”
建校舍、派老师、修饮水工程，这些事情到底该由谁来做？在另外一些社会，媒体或者NGO尤其是当事人遇到这种情况，首先会控诉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但是，张平宜女士和很多来中国大陆助学的人士一样，并不敢过多地抱怨政府，在“又气又失望，发誓再也不去”之后，“为了孩子，还是忍不住一再去求他们，因为他们的决定关乎学校的未来”。可惜，长期习惯于制造“感动”体例的媒体，甚至会制造一种错觉，仿佛只要民间社会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真的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有评论者为了劝导公权力不要为难民间组织，写文章说民间慈善并不是揭政府“家丑”，而是“利益的合作者”，可谓用心良苦。事实上如果官僚玩忽职守，民间组织当然就应该揭其“家丑”。在台湾甚至有专门监督公权力的民间组织，比如监督议员的“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监督法官的“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公权力正常运作，民间爱心才不会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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