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3月10日在“两会”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即表示,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法制发展正在从实现“有法可依”的阶段,迈向强调“违法必究”阶段?亦或不过是件皇帝的新衣?法治体系的建立,是要社会和人民的普遍认同来支撑。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看来不过只是法律的文本体系形成。中共政府的这种提法,不但有误导性,也体现出其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的脱节。
法律增加 社会矛盾未减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葛洪义向表示,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中国的宪法,即说明,至少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层面上,已经形成了大力推进法治建设的共识。截止目前,中国现行法律涵盖宪法及与宪法相关的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人大和常委会制定的法律239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690多部,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这些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已经基本统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结束了中国长期无法可依的状态。
从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看,不仅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系统完整的国家司法机关系统,而且国家机关以及有一定规模的企事业单位内部,都设置了各种法律工作机构,如法制办、法律顾问室等;从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知识背景看,法官、检察官、律师中,法律专业学习背景的人员比例大幅度提高。特别是2001年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更推动了法律工作的职业化与专业化。与此相关的,中国举办法学教育的高等学校,已近640所,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比例接近5%。这个数字,与西方国家已经持平。
但另一方面,中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虽然法律增加了,社会矛盾却没有随之减少,在有些方面反而有所增加。甚至,许多社会矛盾还以十分尖锐、甚至暴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仅揭示了公民权利保护的水平还有待提高,而且也说明,至少部分群众思想上,还远没有形成通过体制内的各种制度,依法解决分歧的法治观念。
同时也需要看到,中国大量的领导干部,甚至包括司法机关的高级领导干部屡屡被查处,这也表明国家的法制运作不够健全,存在大量漏洞,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更为严重的是,在不少地方,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干部,开始通过法律谋求部门利益或者为他人谋求不法利益,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制造社会不公。目前,中央政法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一再强调司法的“人民性”,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消除法律工作与公众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法治建设 政府色彩太重
法律界人士陈夏红表示,中国从70年代末重启法制化进程后30年内,能够建成现在这样一个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民生乃至弱势群体保护都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已不容易。但仅就立法层面来说,依然可以看到,很多立法,尤其是有关宪政体制的法律尚付之阙如。而且,在立法中,政府色彩太重,部门利益的色彩也太重。在法理学课堂上,经常会讨论“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人类法学史争议多年也没争议清楚。
就立法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在这。
以《行政诉讼法》为例,明确表示:一切可能侵权的行政行为都应该是可诉的。但在其条文中,却赫然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可诉,而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这意味着,比如在拆迁中,如果政府直接拆掉某个百姓的房子,这是具体行政行为,可以起诉政府,但如果地方政府通过一个规章或者文件,规定多大范围内的房子都要拆迁,不针对某一个人,这是抽象行政行为,意味着不可诉。理论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立法过程中尽可能广泛地征集各方面的意见,而不是政府一方或者利益相关者一方。遗憾的是,现在有很多人大代表没有真正能够代表民众发言。
北京观察人士认为,无论如何,中国从无法到有法可依,落在纸上的法律体系框架的搭建已初具雏形,但在由文字到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更繁多,真正的司法改革进展缓慢,某些方面还有倒退,如司法巡查制度强化了司法的行政化等固有弊端;司法体制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有增无减,成为牵绊改革前行的强大阻力,甚至制约了司法工作机制改革的开展,司法的独立性遭受了更大损害等等。
英国17世纪哲学家、大法官培根曾就司法说过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一次不公的裁判,其恶果远甚于十次犯罪。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的审判则摧毁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一旦司法出现严重的故意渎职问题,社会就对继续采取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失去信心,同时无法寻找其他的制度途径解决个案,也无法寻找其他政府部门给大众提供正义期待。有法律不等于法治
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人治”国家,行政与司法合一。建立现代的司法体系也只是近百年之事。因此,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以法官独立和法院独立为基础的司法独立还很陌生,对许多人甚至还是十分难以理解的观念与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依靠司法来建立社会公正底线的观念,在大众中并不清晰,甚至并不普及。即使是在有此观念的人们当中,往往对于如何依靠司法建立社会公正底线的制度设计也是暗昧不明。而这正在法治国家,都是公民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正是这种全社会对司法公正本质属性的茫然,使得中国的司法出现了从多方面看都很奇特的现象。
一位中国律师协会工作人员向透露,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从司法职能本身看,制度设计的不独立状态,以及法官遴选、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教育等各方面存在的缺陷,使得法官群体并未形成以公平正义为志业的职业观。换句话说,以法官为主体的司法职业群体,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正义的稳定所担负的职责,也不能获得有效承担这一职责的制度保障。从社会大众的期待看,由于行政、司法合一的长期传统,社会大众并没有形成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各自独立行使职权的观念,人们更多地是仅仅把它们视为职能的分工。即使《宪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并没有明确地禁止任何一种权力干涉其他职能权力。
上述人士表示,正是这样的现实所带来的相应观念,一方面导致人们寻求解决纠纷途径的混乱;另一方面,人们也因此没有对司法本身寄予很高的期望----而这是法治国家的国民通常会寄予司法的期望。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介绍,中国的法治体系包括六部分:一有比较完备的文本法律体系;二是执政党依法执政;三是构建法治政府;四是建立独立、公正、廉洁、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五是全社会普遍守法,各政党、武装力量、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都要普遍守法;六是实现对法律的有效监督,保障人民的权利和社会秩序、保证制定的每部法律都有效发挥作用。显然,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为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服务的,法治的要求更高。将规范性文件统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是法治体系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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