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倡导下,重庆的党政官员从去年3月起全面开展“三进三同”,即让张辽这样的官员们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重庆市委组织部公布说,到2010年底,全市机关干部参加“三进三同”近25万人次,参与率达98.9%。
据3月30日报道,“三进三同”始于2009年。重庆市委党校在中青班学员中开展“让我来做支部书记活动”,100名学员到边远贫困区县当村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九龙坡区委副书记潘平是最早一批“三进三同”的官员。他所到的乡村巫山县平河乡朗子村,位于三峡库区深处,在那里,部分分散居住的村民连吃水都很困难。对于官员们的到来,村民们小心翼翼又不冷不热地接待着。直到有一次,在“同吃”时,潘平把老乡掉在桌上的一小块腊肉夹起来吃掉,农家人才认为他真是“自己人”。这次体验,让中青班的学员“非常震撼”。这种形式很快得到薄熙来的肯定和推广。2010年3月,重庆市委下发《关于在全市机关干部中开展密切联系群众“三项活动”的意见》,使“三进三同”走入常态化。
“要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但绝不能嫌贫爱富,整天围着富人转,淡忘了党的宗旨,疏远了困难群众。”薄熙来2010年元旦在合川、北碚看望慰问贫困户时说的一些话,被视为对“三进三同”思路的诠释。
重庆市委要求全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领导干部和新招录公务员在试用期内用一个月时间,参加“三进三同”。最为关键的是,将“三进三同”效果作为任用干部的考核指标。
数以10万计的官员开始住进偏远的乡村。在田间抡起锄头翻地或插秧的,可能是市政府的秘书长,是某市级部门的局长、主任,或区县的书记、区长,好些是农民一辈子都见不上一面的“大官”。市委要求与农民结穷亲,科级干部结一户,处级两户,厅级三户。据统计,有20万干部结了50万户“穷亲”。
“三同”中的“同劳动”,官员们很快能够适应。而“同吃”,则遇到了问题。重庆市地税局两位女性官员入住的农户家,是张姓的老夫妇两人。张大爷成天叼着烟,烟灰到处撒。在晚餐时,一大截烟灰像撒胡椒面似地撒满菜盘。而大爷端汤上来时,两只脏兮兮的大拇指深深泡进汤里。两位女士不禁惊叫起来。“大多数干部还是能克服,并帮助农民们改掉一些不好的习惯
。”市委组织部在总结报告中称。
同住,则更难。有的人城里住惯了,担心有味道;还有的村子的厕所建在猪圈旁,用化肥袋子当门,有的干部很不适应。为此,一些官员一度“住不下来”。
为纠正“住不下来”,合川区委组织部在2010年3月请了20名大学生担任调查员,对进村的人员情况进行电话全覆盖调查。有时一晚要两次打电话到农户家里,要求与干部本人通话。第一天电话,发现有一半没有同住。次日中午,组织部将未按规定同住农家的官员名字,滚动出现在政府机关食堂的大电子显示屏上,网上也挂出通报名单。
当晚官员的入住率达到 85%,第三天达到100%。
薄熙来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说,通过“三进三同”,我们的干部觉悟和素质得到了提高,不经过这个过程,总觉得浑身不舒服,好发牢骚。一经过“三进三同”,就有幸福感了。
自薄熙来2007年12月就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这座山城在外界眼中变得越来越“红”。许多重拾老传统的做法引发争议。有人担心这会将这个正雄心勃勃地进军西部金融中心和IT制造业基地的城市,“拉回到政治运动年代”。
在抑制腐败的议题上,那些坚信权力制衡原理的学者,也对这种“传统的思想教育模式”不抱期望。“这对官员们也许完全没有作用,应该用现代公共管理方式解决官员的特权化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对记者说。但在重庆挂职的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认为,重庆的探索有其价值和意义,“三进三同肯定对干部有触动作用,比如对张辽资助的那个女生来说,我想她不会认为这是作秀”。重庆社科院研究员丁新正认为,“三进三同”这种最高层与最基层的直接互动方式,是在实践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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