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空军64封密信披露: 每人抱必死决心

[导读]“22中队飞行员编制大概15人，但1940年的3张中队合影，每张照片背后的名字都不一样，说明不断有人牺牲，又不断有新的飞行员补进”

过去的十多年中，广东的丁家人都在努力寻找着一个有关家族的记忆。

虽然这家人从没见过这段记忆的主人公丁寿康----一个在1940年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飞行员。

但存续于记忆中的这个主人公，却用64封战地亲笔信，包括一封绝笔信，保留下这段记忆。他用这些信告诉自己的家人，他们的亲人是个抗日英雄。

70年过去了，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如何变化，这个家庭的人都在心中默默告诉自己，无论如何困难，你终究能找到一种方式，将记忆保留下来。

就在去年9月19日，都市快报《天下》周刊报道，《中国空军最大实葬墓地----重庆空军坟九成墓碑无名无姓》。

今年3月，丁寿康的侄女丁虹专门从澳洲来到杭州，她给都市快报记者提供了一份详尽的重庆空军坟的实葬墓穴图以及葬在这个空军坟里她大伯空军飞行员丁寿康的部分亲笔信。从此，重庆空军坟的姓名之谜，就此告破。

在丁寿康亲笔信的描述中，“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不仅有，‘此当国族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也有在抗战相持阶段那种无法把握个人命运对前途的伤感忧愁。”

3月29日星期二，上午10点，广州农林上路九横路上的一个普通居民楼客厅。

81岁的丁身尊拄着龙头拐杖，扳直了身板坐在一张板凳上。他背后是一幅被放大到36寸的巨幅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一身旧式国民党空军飞行装，年轻英俊。相片是1939年拍的，照片上的人死在拍照后的第二年，一场发生在重庆的对日空战。

这是丁身尊第一次这样和他身后这个素未谋面的哥哥丁寿康合影。年事已高的他觉得，自己的记忆犹如他身后那张被过度放大的36寸照片一样，越想弄清，越是模糊。

哧一下，闪光灯就这样打在丁身尊的侧脸。镜头将这两个亲兄弟的重聚，定格在2011年3月29日的这个日子。

这时，丁身尊的女儿丁虹从客厅探出头来，看了看拄着拐杖的父亲和他身后照片上的大伯说，“你觉得，我爸的侧脸是不是长得特别像他照片上的哥哥？”

“你不要写我把哥哥的徽章丢到鱼塘去的那一段啦，要多写一些我哥哥的功绩。”81岁的丁身尊推了一推鼻梁上的老花镜，继续念着哥哥丁寿康曾经的功绩。

一旁的女儿丁虹插话，“爸爸，你不要管记者写什么啦。”只有在里屋的大儿子丁涵知道，父亲在回避他文革中做过的错事。

丁身尊从没见过他的亲哥哥丁寿康。哥哥的功绩是他后来到中山大学图书馆查资料时才找到的。文革前，他对这个空军哥哥的记忆，仅停留在他的遗物和几张旧照片上。

1940年，丁寿康在重庆牺牲，丁身尊才十岁，他和母亲住在广东省潮安县的老家，他唯一的印象是，哥哥牺牲后的遗物由军队寄送到家里来时，母亲见到儿子遗物后痛不欲生的表情。

直到现在，丁身尊还能说出母亲当时的那种悲痛，“哭得在地上打滚，滚来滚去哭晕了。”

尽管兄弟俩从未见过面，但丁寿康在牺牲后的很长日子里，影响着这个家庭的走向。

解放后，丁身尊调入广东省政协文史办工作。文化大革命爆发，所有关于哥哥的痕迹成了这个家庭灾难的开始。

1972年的秋天，广东华南农大校园，不断传来熟人被红卫兵抄家的消息。一天下午，丁身尊下班后急忙冲回自己在华南农大的家，烧掉哥哥的航空日记，并将一枚徽章丢进鱼塘。当他想处理哥哥的一枚戒指时，他迟疑了。这枚银戒是丁寿康从杭州笕桥空军航校毕业时的纪念戒指，戒指背面刻有他的名字。

整个下午，他试图用小刀一刀一刀地将“丁寿康”这三个字抹去。他知道，在那个年代，一点点痕迹都将带来灭顶之灾，“每一刀，我都很心痛，我对自己说，我的哥哥是个烈士。”

39年后的2011年3月28日，阳光打在这枚银戒上，名字已经斑驳，但仍能看出刀痕。

尽管外人都说丁身尊的这个亲戚是反动派，但丁身尊心里仍坚持，“哥哥是个空军，是个烈士。”

在风声最紧张的时候，有关丁寿康的消息不断从外面传回这个家庭。1973年，丁身尊在泰国的姐姐从珠海拱北海关入境探亲，文革尚未结束，不熟悉国内形势的姐姐竟然将几张丁寿康身着国民党空军服装的照片，夹带在皮箱中。照片当场被没收，万幸的是人回来了。

文革尾声，儿子丁涵和女儿丁虹在家庭的饭桌上，仍能听到父母、姑妈在谈论丁寿康，虽然他们是只言片语，虽然他们神情紧张，但这段记忆没有消逝。

丁身尊的儿子丁涵出生在1957年，出生后就让父亲过继给他的哥哥丁寿康做后人。“这是奶奶的遗嘱。”

小时候丁涵在家里玩，总能在抽屉里看见丁寿康的徽章。“中间是蓝色的国民党党徽，两边有一对翅膀伸出来很是漂亮。”

“也就是我姑妈从泰国回来的那一次，我才知道原来我大伯丁寿康还有很多遗物保留在泰国。”封闭的年月反而激起了丁涵寻找家族历史的想法。

1991年，丁涵到泰国探亲，在曼谷叔公丁季平家中，他见到叔婶费劲地从家中一个隐秘角落拖出一个精致的飞行员皮箱，皮箱中放着丁寿康64封战地信和一些老照片。

叔婶将皮箱交给丁涵时说，“你叔公在世时跟丁寿康是好朋友，两人几乎每月都要互相通信，你叔公也曾对我说，家中万一着火，什么东西都不要带走，但一定要把这个皮箱里的东西带走。”

“当时我看着这些照片和亲笔战地信，第一次觉得丁寿康这个亲人离我那么地近，近得可以触摸到他的内心。”丁涵说。

那一年，丁涵带了16封信和一些照片回国，接下去，他和父亲又分几批到泰国取回遗物。这些信的开头大多数都写着，“通讯处切守密，或已经检查。”丁涵说，当时空军信件多为密件，来往都经过仔细检查，防止泄密。

“也正因为这些战地信长期保留在国外，才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得到保留，这也许也是一种命运吧。”丁涵说。

1940年7月的一天。泰国曼谷。天气炎热到极点。

丁季平焦急地等待侄子丁寿康的来信。这封信比之前他们叔侄约定的半个月通一次来得要晚。

这一年，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来信中告诉丁季平，宜昌失守，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空战进入到一种白热化的境地。

“每月都有战友牺牲，每个人上天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丁涵在查阅了丁寿康所在22中队合影后说：“22中队的飞行员编制大概15人，但1940年的3张中队合影，每张照片背后的名字都不一样，说明不断有人牺牲，又不断有新的飞行员补进。”

战争机器正在摧残着人们的意志，丁寿康在一封1940年4月14日的战地信中写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一切心愿，均将寄诸渺茫，回想过去的生活，充满泪痕和伤痛，一场噩梦方醒，而个人美好的年华就这样去了，无影无踪，言之未来，这是一颗空虚的心。”

他在信的最后写道：“侄本不应该对叔父说这样的话，但不说憋在心里更为难受，但我不会被这种情绪征服颓废下去，望叔父放心。”

1940年8月，丁季平终于等来了丁寿康的信，泛黄的信封写着丁季平的住址，“泰京演说街。”

信的开头写道：“在你收到这封信未拆之前，你定会感到快慰，因为这是你的爱侄丁寿康写给你的，呵，可是等到你拆开这封信后，你定会悲哀，惨痛，乃至极点的情绪。在我没报告关于丁寿康悲壮的牺牲之前，让我先介绍我给你认识吧。我叫洪奇伟，和丁寿康是同期同学，而且是华侨及同乡同队。平时我俩均在一起工作及娱乐，现今已二缺其一，我能不悲痛好友光荣的牺牲！”

随后的信，战友洪奇伟写下了丁寿康牺牲的全部过程：

“空袭在重庆上空已成为家常便饭。空战在我们这里成为一种上课，大家都乐意上这活泼又悲壮的射击敌机的课，若没有被派到，在地面的人是会闹的，埋怨队长分配不均。今天，可纪念的今天（七月十六日），丁寿康刚写完给你的信，电话就说有警报，我们照例拿起飞行衣、眼镜上汽车到机场候命。我这次和他是同一编队群，他在左，我在右。起飞后我们即在高空，约一小时后27架敌机进入，我们即向之迎头痛击，当时我机队形已乱，各自追击。

“等我落地加油时，却不见寿康降落，时值警报尚未解除，我们仍起飞迎敌。警报解除后，即得知寿康跳伞落于江北，我等都认为他生命定无危险，谁知晚间就听说寿康已死，同事都悲哀莫及。

“后来得知，寿康跳伞后落在一间学校附近森林中。该校学生十分热心，将其救护，然后送往医院。因交通不便，略费时间送到医院时他已流血过多，已不可救护。寿康被一弹穿膝将动脉打破，其余都完好。当晚即将遗体接回，并置上等棺木。次日入殓，此弟亲手监督办理，望先生放心可也。现正择日公祭，然后葬于航空烈士公墓。”

如今，丁涵将大伯丁寿康的绝笔信，用绒布层层包裹着，保存在家中的保险箱里。这封信被这个家庭视为最重要的宝贝。

1940年7月16日，重庆白石驿空军机场，26岁的丁寿康正在写信，他知道自己必须抓住激烈战斗闲暇的片刻宁静。

此时距他的牺牲，不超过24个小时。

“叔父，这些日子来，只要天气晴好，敌机还在继续大举来袭。可是敌机自以为大编队组成的防御火力网，足以阻碍我们少数飞机的攻击，给我们‘六一0’‘六一一’‘六一二’‘六一六’几次光荣的胜利打破后，自大狂妄一变而为卑怯畏缩，十七日那天，马上就改为黄昏进入，继以夜间，对我机场大肆轰炸，可见其对于我空军记恨之深，只是炸毁一部分（住）民房而已。

有一次我在空中见敌机投弹后，见仅冒几缕烟尘，给风一刮，不一会就烟消云散了，重庆市面的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确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

就在丁寿康牺牲的两个月后，重庆璧山空战（1940年9月13日）爆发，日军出动了新式零式战机，丁寿康所在的21中队就被击落击伤飞机8架，国民党空军遭重创退出战场，重庆上空再无空防。

2007年左右，丁涵无意在网上搜索到，在台湾，一本关于抗战空军信件史中有这样一段对于丁寿康的记录，飞行员洪奇伟再次提到了他的那封绝笔信，“他（丁寿康）战死的时候，我检查遗物，发现了这封绝笔信，发现时信件的墨迹未干。”

2008年3月份的一天上午，丁家的电话突然响了。

打来电话的是丁身尊在政协的老同事，“你哥哥的名字上报纸了，你赶快看一下。”那天，《广州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渝粤两地联合寻找广州籍飞将军》。不久，《广州日报》的一位记者还专程上门，找到丁身尊，让他谈谈对哥哥的记忆。

丁身尊对登门的记者仍不敢多谈。经过多次运动，老人仍无法判断报道哥哥的事迹对家庭究竟是好是坏？他拿着当时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对记者说，“当时我们党办的报纸也报道了我哥哥的事迹，他一共击落了5架敌机。”

“老爷子被运动整怕了。”丁涵认为，现在看来，当年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在1939年―1940年抗战最激烈的阶段，这些战果有被夸大起鼓舞士气的作用。他的观点也得到了重庆社科院抗战史专家邓平的支持，“当时，这些报纸用的都是通稿，而通稿有被夸大的嫌疑。”

但这种大规模对国民党空军战士的报道，还是被丁家人视作一种国家态度的转变。丁涵萌生了去重庆走一走的念头。

2010年7月14日，丁涵第一次来到重庆空军坟----大伯丁寿康下葬的地方。当时，新建的重庆空军坟正准备对外开放。

“我第一次踏上空军坟，感到腿突然在打颤，这就是我大伯最终下葬的地方么？”当天，丁涵见到几个规划人员正拿着图纸对空军坟做开放前的最后施工，当时丁涵并不知道重庆空军坟仍缺乏图纸，他记得，自己还走上去问几个规划人员并展示了他带来的资料。

“我记得他们很感兴趣，还说我手上资料那么多，但当时他们也没有找我要，如果要，我会给他们的。”第二天，丁涵和妹妹丁虹重新上山拜祭，兄妹这次还专门找到了空军坟上所剩无几的旧墓穴，由于经历文革，旧的墓穴只剩下了一个黑洞洞的穴口，穴口周围零星开着几朵不知名的紫色小花，丁涵将先前买好的花圈送了上去。

那天上山时，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丁涵说，“你们是台湾来的吧，来看亲人的吧。”丁涵好奇地回答，“是，你怎么知道？”出租车司机回答，“在这里，能记住这些人的已经不多了。”

两年前，丁涵的儿子丁?生，考上了在湖北的地空导弹部队，当上了空军。

儿子考上空军的那一天，丁涵再次取出丁寿康的那些信，他下意识地想，“怎么这么巧？又是空军。”也许，这是另一种命运的轮回。

2011年3月30日晚上8点，因为第二天一早妹妹丁虹就要乘飞机返回澳洲，丁家专门在附近的王府井酒店举办家宴，为丁虹送行。席间，丁身尊对着身边的孙子，说着哥哥丁寿康的故事。

对丁寿康的记忆，已退役的丁家第三代丁?生虽然了解不多，但他说，“我还是很支持爸爸去寻找大伯爷资料的事情，一些资料还是我帮爸爸收集的。”

下一步，丁身尊希望给丁寿康办一个烈士证，因为他看到其他一些国民党抗战空军飞行员家属也都办了，“办了烈士证，才算得上真正承认”。而丁涵的想法跟父亲不同，他希望继续收集关于丁寿康的一切资料，并出一本书。

“现在丁?生这代人还没有真正的兴趣去了解，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有兴趣想知道的，我不希望到时我留给他们的是一片空白。”丁涵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说。

（本文披露的一些历史资料，均为丁涵先生提供，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