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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独子周海婴今凌晨逝世 曝珍贵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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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鲁迅之子周海婴。

广电总局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对记者确认,鲁迅之子周海婴今天凌晨在北京逝世。

这位工作人员不愿透露更多信息,他表示,稍后会在广电总局的网站上统一发布消息。

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儿子,出生在上海,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他1952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参加工作,曾任广电总局干部。现任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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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与父母

相关资料:许广平难产鲁迅坚持“留大人” 海婴是鲁迅意外收获

鲁迅认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

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在他将出世时,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当医生为此征求鲁迅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也许鲁迅认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为了孩子的坚强,他对新生命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爱。海婴这个名字,鲁迅取自上海出生的婴儿这一意思。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幼年父亲病逝

鲁迅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婴年仅7岁。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格外小心谨慎。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周海婴承认,对名与利想得不多,看得很淡,只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小时候,父母就教导他不能以名人的孩子自居。周海婴夫人马新云回忆说,1945年她家搬到上海霞飞坊62号,与住在64号的周海婴是邻居。弄堂里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耍,大家并不在意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从不刻意去摆架子,孩子们彼此平等、感情融洽。

周海婴家藏珍贵照片再现鲁迅慈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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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婴六个月,一九三0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海”。(注:背后扶着周海婴的是鲁迅的手。)

同心出版社推出《鲁迅家庭大相簿》。该书收录了周海婴家藏相簿珍贵照片353余幅,其中近三分之一首次发表。全书以时间为主线,分为11辑,前6辑主要为鲁迅个人生活及人际交往,后4辑以许广平及周海婴生活为主,全面呈现鲁迅先生成长、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真实立体全面的再现了鲁迅先生的整个人生历程和身后的周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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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出生百日全家照,1930年1月4日午后摄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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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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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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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

清癯、瘦高,尽管头发有些花白,但那标志性的“周氏”之眉却依然又黑又浓。或许知晓周海婴身份的每个人在见到他的第一面,都会近乎本能地将这张面孔与深印在脑海里的“鲁迅”形象作细细审视与对比。而这样的目光,实际是76岁的周海婴一直抗拒甚至厌恶的;但作为鲁迅的儿子,在他出生的第一天起,便已注定终生与其如影相随。

也许是因为学理工科出身,周海婴总是言语冷静而用词谨慎。在提到母亲许广平时,周海婴仍旧亲热地喊“妈妈”,而在提及父亲时,他更多的是用“鲁迅”而非“爸爸”。或许潜意识里,他已意识到他与父亲的私人空间早已被“公共的鲁迅”所占据。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四五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激烈。过去把鲁迅误导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跟父亲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什么名分。他们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状态,是爱让他们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名分是保障妇女权利的一种方式,而母亲觉得,她的权利不需要婚姻来保障,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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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对我父亲,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周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经常是点了烟之后就随手放在那儿,既然是空烧掉,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把它们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有些人还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做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做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他们不知道那些信其实是别人代写的,还以为我是故意贬低朱安。恰恰相反,我对朱安怀有尊重之情。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身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费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

我从来没见过朱安,连见都没见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的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1947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由于政治需要父亲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实际上,父亲的盛名并不是我们的护身符。相反,有一段时间在位的人都是鲁迅当时的论敌,那些人对我们完全是漠然的态度,而鲁迅的崇拜者、能够关心我们的人却一个个被打压掉了。也许是有些人觉得鲁迅永远压在他们上面,有鲁迅在,他们永远只能排在二三四位吧,我也不太理解这些人的心理状态。1968年,母亲为了保护父亲的遗稿,急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可去世后连追悼会都不让开,最后是周总理决定允许向遗体告别。

周海婴、周令飞:我们痛心鲁迅如今姓钱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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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子周海婴(右)和鲁迅长孙周令飞“鲁迅的姓名权、肖像权,所谓的人身权益,鲁迅的有形的财富、遗产,和无形的遗产,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应该怎么去看待?不能够在消费主义横行的今天,把它当成一个摇钱树,也不能把它当成小集团的,或者某一个既得利益的团体的私人占有的东西。”做客凤凰网《凤凰非常道》节目时,鲁迅长孙周令飞无奈的说。

周海婴、周令飞,一代文豪鲁迅的儿子及长孙,如今却以维权者的形象出现:不久前撰写的一篇《鲁迅姓什么》中,他们直指如今的鲁迅已改姓“钱”与“权”,痛批一些人打着鲁迅的幌子大发其财,一些部门利用鲁迅的名号动辄垄断。

是什么让他们发出这样的质问?12月27日,周氏父子做客凤凰网节目,详细描述了他们这十数年来经历的怪现状鲁迅的姓名、肖像以及作品等被大量用于牟利;鲁迅的遗物没有受到必需的保护;鲁迅后人对鲁迅的天然继承权得不到尊重。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侵权行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呼吁“鲁迅为公”,而政府部门应当充当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周家捐献:“我们已经把鲁迅的一切都捐出来了”

周海婴在《非常道》访谈开始时即透露,当年母亲许广平是在千辛万苦的条件下,把父亲鲁迅所有的东西保护下来,交给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筹备建立鲁迅展览馆,周家捐出了所有鲁迅遗物。“我们困难到什么条件,所有东西交了以后,连吃饭的碗筷都交出去了,什么补偿也没有,就等于扫地出门一样。但是我们是心甘情愿地把东西奉献出来。我们已经把鲁迅的一切都捐出来了。”

周海婴说,把鲁迅捐出去的目的是为了纪念和研究鲁迅,是希望鲁迅成为全民族的财富。希望鲁迅的这些遗物,能够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让全民共享,属于公益性质的,而不是属于哪个个人和小集团的来独占独享的东西。

2002年,周令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这是一个非盈利的单位,每一年都在做普及和传播鲁迅思想的工作,“我和我父亲我们都是义工,没有拿工资,所有的这些开销都是自己掏腰包。”据悉,4月7日凌晨5时36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北京医院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目前,广电总局正紧急筹备治丧委员会。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1个儿子,出生于1929年9月,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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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4月7日凌晨5时36分,鲁迅之子周海婴在北京医院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目前,广电总局正紧急筹备治丧委员会。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仅有的1个儿子,出生于1929年9月,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原国家广电总局副部级干部,无线电专家。

名人之子的苦恼:不想活在鲁迅光环中

一般人知道周海婴,只晓得他是大文豪鲁迅的儿子,对其本人在科技、摄影等领域的建树,却了解不多。周海婴一生都试图走出自己的路,但“鲁迅”之名太过耀眼,以至于到周海婴去世,新闻媒体还以习惯性在其名之前冠以“鲁迅之子”。

鲁迅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婴年仅7岁。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格外小心谨慎。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作为名人之后,周海婴对于长久以来人们习惯将他的一切与父亲鲁迅相联系很无奈。他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不愿意在父亲的光环下生活。

“我们要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绩,去赢得社会的承认”,周海婴说。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海婴依然喜欢默默无闻、淡泊名利地工作与生活。

尽管不想借父亲之名,但作为鲁迅仅有的一个儿子,周海婴还是做了不少与纪念、研究鲁迅相关的工作。他本人曾著有《鲁迅与我七十年》等书。2010年,《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得以完整面世,周海婴是该书的主编。他透露,那时的版本是“妈妈执笔,集体创作,上级拍板 ”的,有不少违背作者原意,被要求改动的“左”的痕迹。而真正能够反映真实的鲁迅一生的书,就是妈妈被“创作组”改动前的“手稿本”。

不做空头文学家 一生研究无线电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鲁迅在遗嘱中“希望后代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这一教诲始终贯穿于周海婴的一生。他的启蒙教育一向顺其自然,不被强迫。小时候,他很喜欢一种叫积铁成像(也叫小小设计师)的玩具。这是一盒用各种金属零件组成的玩具。他用这些零件学会了组装小火车、起重机,装好了再拆,拆了又装,鲁迅总是在一旁鼓励他。鲁迅去世后,周海婴用自己储蓄多年的压岁钱交纳学费,报考南洋无线电夜校,1952年考进北大物理系后开始走上科研道路,最终成为一名无线电专家。他曾担任过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一直从事广播电视规划工作。

周海婴从事无线电事业长达55年以上,家中摆满了所获的各类荣誉证书。

“准摄影家”第一架照相机是借来的

如果不是2009年的《镜匣人间----周海婴80摄影展》,知道周海婴热爱摄影的人恐怕会更少些。有人评论说,能够数出他的摄影成就的人,几乎都是摄影圈内人。所以,他总是称自己是“准摄影家”。

周海婴在回忆自己的第一架照相机时说:“有一天母亲比较富裕的朋友借给我一只小方木匣镜箱,由此我正式开始学习摄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只有一架照相机。他虽然用过不少机型,但手里总是只有正在使用的一架。

对于儿子痴迷于摄影,母亲许广平非常支持。周海婴拍的早期照片都用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册珍藏着,都是许广平帮儿子细心粘贴的,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许广平还为海婴的初学摄影簿亲笔题字:“雪痕鸿爪”、“大地蹄痕”。

1948年,许广平还将买防寒衣服的钱省下来,给孩子买了台照相机和20个胶卷。这架相机,周海婴一直使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2009年10月到11月,一生热爱摄影的周海婴,在他八十岁生日之际,举办了一次个人摄影展。人们在这次展览上,看到了1948年郭沫若、侯外庐、宦乡等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到沈阳后又留下迎接“新政协”的历史瞬间。周海婴拍摄的《华中轮抵达东北解放区(丹东)》、《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协的召开(沈阳铁路宾馆)》、《黄炎培在火车上致词(火车上)》等照片被摄影界称为:见证这段历史的“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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