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精神导师”
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人所共知；而曾、李实非同一种人，亦有口能说。窃谓李鸿章的“精神导师”并不是曾国藩，而是胡林翼。
“胡林翼之才，十倍于臣”；曾国藩在奏折里这么说。湘军将领李续宜对曾国藩说：“胡公待人，不能无权术”；曾国藩以为然。胡林翼殁后，门生为其编订遗集，曾国藩特地致函编者：“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言外之意，即谓胡林翼生前多用“权术”，留下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文字，不宜刻入遗集，免得引发物议。若将李鸿章一生的道德文章，与胡林翼作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者极为相似。鸿章之才，晚清无出其右者。曾国藩就不止一次说过“汝才胜我”，后人梁启超则如此总结：“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鸿章）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鸿章运用“权术”，不仅在湘、淮两派的争斗中屡屡得分，在“帝党”、“后党”之外能独辟蹊径，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也不无斩获，较诸胡林翼，或有青胜于蓝之处。反之，其师曾国藩为人处世，最为讲究 “诚”、“敬”、“惧”----或不免诚而近伪、敬而实慢，然大体而言，都能落实----三个字，在李鸿章身上却看不出有几分薪传。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李鸿章要算是胡林翼的嫡传弟子。
以上终归是揣测，有没有事实证据呢？当然有。
咸丰十年秋，因李元度玩忽职守，导致徽州失守，湘军大营遂被太平军围困于祁门，危在旦夕。曾国藩欲奏劾李元度，李鸿章力阻，不可，竟“愤然”离去----论其迹，不过是意气之争；论其心，则有临难苟免的机巧。对此，曾国藩极为不满，不在话下。即在曾、李产生矛盾几乎无可弥缝之际，胡林翼致函曾国藩：“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曾国藩再三思量，才未狠心断绝与李鸿章的关系。待到明年，湘军收复安庆，局面为之一变，在南昌赋闲的李鸿章，专函道贺，暗喻浪子回头之意，曾国藩复函乃云：“足下行踪亦颇突兀。昔祁门危而君去，今安庆甚安而不来，何也？”虽有讥讽，却不反对重修旧好。于是，李鸿章再巢曾幕，开始谱写风生水起的下半生。
这一段风波的原委，尤其是胡林翼信中的那段话，十年后，由曾国藩亲口告诉李鸿章。鸿章听到以后，反应如何，已不可考。然而，若无胡林翼的此番提携，李鸿章的下半生必是另一种模样，可想而知。
鸿章晚年，与人谈旧事，赞不绝口的固然是“先师曾文正公”，但“前辈胡文忠公”的一句名言，他也经常挂在口边，这就是“阴阳怕懵懂”。什么是“阴阳怕懵懂”？因篇幅所限，只能留待下篇再讲了。
咸丰十一年末，湘军攻克安庆，统帅曾国荃欲率师东下，围困南京。其时，长江航道尚未全部肃清，苏、浙大部仍由太平军控制，国荃行将以万人孤军顿守于坚城之下，心中不免忐忑；但是，南京的最后屏障----安庆既已撤除，再不顺势进军，一旦太平军喘息稍定，反攻倒算，或将前功尽废。正在进退两难之际，胡林翼写信给他“打气”，信中，便讲了“阴阳怕懵懂”的故事：
有兄弟二人，哥哥不信神鬼，弟弟则是迷信发烧友，一切言行俱依黄历，不敢逾违。时间长了，拘禁多了，弟弟颇以为苦，看他哥哥百无禁忌，活得潇洒，乃思效仿。有一日，弟弟不择日便外出，半道上，竟撞见了黑煞神（据吾友任继甫考证，黑煞神身形高大，约长丈余，常据路中，堵住行人不让过去，然此神只挡路，并不伤人）。黑煞神责备弟弟，说黄历上清楚写了“忌出行”，你竟敢明知故犯，故不得不示以薄惩。弟弟觉得委屈，说，我犯规一次，便罚了红牌；我哥哥犯规无数次，黄牌也不得一张，太不公平！神曰：“汝兄懵懂；阴阳怕懵懂，不得不避之。汝，畏服我者也，胡可违命？”
故事讲完，林翼因势开导国荃，云：“天下人，惟懵懂足以成事。（汝）往矣，行见大功之成。”曾国藩、国荃两兄弟，仔细比较，国荃更比国藩“懵懂”；故林翼与国藩交流，多用老成世故之言，与国荃谈心，则不妨讲几句怪力乱神，激发他的血性。国荃因此坚定了志意，进逼南京，终成大功。
明人王守仁尝说：“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便不解思维省察，只是个冥行妄作”（《明儒学案》卷十）；他这是讨论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举出一种无知而行的极端例子，与林翼信中的“懵懂”程度不同。世间之人，终究还是“懵懂”者占多数，知“阴阳”、谙变化的少。然当时与林翼共事者，个个都是“人精”级别，“阴阳”太盛，真“懵懂”者倒是难得一见；即如林翼本人，虽别有一种豪杰气象，若说他真以“懵懂”而做成大事，打死谁我都不信。但是，既为上士说法，便不能太循常轨，因此，林翼才会讲这个故事给国荃听，怂恿他“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冀能助他解开心结。
没料到的是，国荃自从尝到“懵懂”的甜头，以后就不太讲“阴阳”，只管“任意去做”，还真做出一桩“冥行妄作”的事体。同治五年，国荃甫任湖北巡抚，即参劾总督官文，得罪朝野上下不少人，明年，受不住各方压力，不得不辞职归里。官文虽是庸才，但胡林翼对他极力笼络，至结为兄弟；其用意，盖欲利用他满洲亲贵的身份，办事少些掣肘。这份苦心，国荃未能领会，以致两败俱伤。
怪不得李鸿章听闻此事，评价国荃，便说：“是太懵懂矣”。
说起湘军人物，人人脑中首先浮现的必然是曾国藩、左宗棠这两个名字，其实，倘依资历、资格和实际贡献作标准，为湘军元老排名的话，益阳人胡林翼才应坐头把交椅。论资历：胡林翼在贵州率兵“剿匪”的时候，曾国藩在京城赋闲，左宗棠则隐居山林。论资格：曾国藩以守孝之身组织团练、左宗棠以师爷身份参佐军务的时候，胡林翼已经是封疆大吏，直接掌管湖北一省的军政。论贡献：咸丰末期，调度长江上下游的军事布置，组织前後方的後勤供应，维系军队与地方的的公共关系，都由胡林翼主持。那么，事过境迁，他的排名怎么变成了第三？
窃谓原因有二：一、他死得太早；二、他早年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咸丰十一年，胡林翼因病逝世，不过五十岁。死得太早，便见不到三年後攻克南京的辉煌场面，也因此得不到最高的褒奖，例如曾、左的封侯拜相。而早年的作风问题，则令他在吾国固有的历史功绩-道德评价这种评估体系中得分不高。
讲一个胡林翼嫖娼的故事。
二十五岁，林翼便考中进士，旋又点了翰林，少年科第，风光无限。翰林院事情少，老婆不在身边，北京城郊结合部亦不乏大量销魂场所，依照时下流行的说法，胡林翼往那边“潇洒走一回”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大清律》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且免不了要接受降级甚至革职的处分。套用一句小说，官员嫖娼，那叫玩的就是心跳。
那一日，胡林翼和同事周寿昌“流连夜店”时，便被风化纠察队（坊卒）逮个正着。寿昌耳尖，一听门外大声呵斥，立即跑到厨房换了套佣工装扮，蒙混过关。林翼酣迷，待到醒觉後慌忙爬入床下，纠察队员已破门而入将他纠将出来。随後便是身份辨认。格于严厉的公务员处罚条例，林翼矢口否认自己是翰林。纠察队则见其服饰华贵，怎么也不信，乃侵犯人权，刑讯逼供。那一夜，林翼坚守翰林的尊严，苦苦支撑，受尽羞辱，总算保持了颜面，事态不致扩大到通知单位的地步。次日，胡便与周绝交。
“同嫖共赌”是一种修辞手法，用来形容朋友间真挚深厚的友谊。胡、周同嫖，陡遇危难，周却弃之不顾，独善其身。逼讯之苦让胡林翼认清了所谓朋友的真面目，因此绝交。不但绝交当时他愤懑不平，事隔多年，他也不原谅周寿昌，甚且恨及屋乌，在招募士兵时严令“善化籍城市油滑之人”不得入伍。按：善化，即长沙；周寿昌，善化人也。
胡文忠公（林翼）青年时代风花雪月、年少轻狂的故事还有很多，举此一例，足窥全豹。不过，仔细一想，这和他在湘军排行榜上的名次有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可实际上又有关系。
奇怪。
咸丰中，胡林翼擢升为湖北巡抚，上任後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胡、官之间，存在两种矛盾：一是满、汉的种族区别，一是督、抚同城（武昌）的行政矛盾。紫禁城中有块御碑，专供省部级满族干部“恭读”，碑文略谓：汉人不是同族，故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惟令其供奔走之役而已。官文牢记这条祖训，故对胡林翼等汉人官吏有着天生的不信任。总督、巡抚同居一城，互不买帐，明争暗斗，是清代地方政治的痼疾。论官衔，总督高于巡抚；论职权，二者却差不多，且总督并无节制巡抚的权力，倘若二人闹矛盾到不可收拾，也只有各自奏告皇帝，听天由命。这种一山二虎的委任制度，很不合理，却符合中央集权的需要，以防止出现强有力的地方领袖。此前，汉总督吴文镕就被满巡抚崇纶逼迫，在缺兵少饷的情况下战死黄州。胡林翼上任，处身内忧外患中，没有点非常手段还真搞不定局面。
林翼的非常手段可以概括为让利与和亲。让利好理解，即保证官文以及官文集团具有各项合法、非法的丰厚收入；以前就有的，继续拿，以前没有的，想方设法给他们增发。只是，光让利，并不能杜绝官文一系人马插手正事，成事不足败事有馀的人，常使英雄泪满襟啊。为了让官文拱手无为，胡林翼选择了二奶路线。官文极其宠爱某个小妾，一日，此妾生日，乃广发请柬，大开Party。同僚属官们给总督太太拜寿，是当然之礼；为总督二奶庆祝牛一，则是非礼。官文未尝不晓得这层区别，只是小妾虚荣，逼他就范。无可奈何，只得在请柬上做手脚，不标明小妾身份，希望来宾们装个糊涂，共度难关。届时，冠盖云集，好不热闹。某官走到门口，却发现生日主人不是大奶而是二奶，不由大怒，转身就走。走到外边，恰逢胡林翼进来，拉住他问：来了怎么又走？此官说明情况，继续往外走。看着他的背影，胡林翼大赞一声：好有骨气！语毕，他却继续走向会场。旁观者本拟一哄而散，但见巡抚举动如此，不由得腿脚发软，稀里糊涂都跟着他赴席就座。由此，二奶的寿筵得以圆满举行。事後，小妾自然对胡巡抚心存感激，胡林翼且打铁趁热，让小妾拜自己母亲为干妈，自己则作了官总督的干姐夫。据说，此妾曾开导官文，说：我胡哥哥是天下一等一的人才，你懂个什么？事情都让胡哥哥来做，你就别瞎掺乎了。官文遵命而行，湖北大治。
《清史稿?列传》每篇後都有一段简评（所谓“赞”），道学气比较重，说到这件“非礼”的事，却非常开明，词曰：“林翼非官文之虚己推诚，亦无以成大功，世故两贤之”。
咸丰八年，大兴人俞奎垣出任湖北学政，此人少年科第，中进士，点翰林，作御史，充学政，十余年来，干的都是高雅清贵的活，不免自命清高，不大瞧得起人。在鄂任满，将返京述职，巡抚胡林翼备下一桌酒席为他饯行，并郑重其事，请鲍超过来陪客。
鲍超是当时湘军第一名将，官拜提督，约当今日之省军区司令员。胡与鲍，是湖北官阶最高的两位文武长官，一起陪前任教育厅长吃饭，这顿饭，档次是相当的高，排场是相当的大，俞大人的面子，那是相当的大。宾主尽欢，不醉无归，似是题中应有之义。
谁成想，俞奎垣在文教界待久了，已养成根深蒂固的成见，跟没文化的人在一块，话都不愿多说一句。于是，他在酒桌上只跟胡巡抚谈文化、谈教育、谈翰林掌故，压根儿就不跟鲍提督啰嗦。鲍超大老粗一个，固然谈不了高雅话题，你跟他说幾句天气如何、战况怎样的套话，不也就打发了？非要故意冷落他，不拿正眼瞧他，这不是逼他发飙么？果不其然，草草吃罢，鲍超回到军营，召集左右，破口大骂：区区一个学政，也不把老子当回事儿，武官算个锤子啊！咱们拼死拼活，到底为那个打仗，到底有甚么功劳？罢了罢了，大家伙散了吧！众将士一听，这还了得，一个酸文人将大帅气成这样，怎么着也得找他算帐去。
林翼何等机警？在酒桌上就觉得不对头，送完贵客，立马就往霆营去，恰在节骨眼上拍马赶到。入帐找到鲍超，林翼说：春霆（鲍超字）吾弟切莫生气，小俞不懂事，大哥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明天我再摆一桌，专门请你，令小俞作陪客，当面我再教训他，包管你消气。
次日，三人再聚首。一开席，林翼面色凛然，全无昨日作东道的和颜悦色，径以翰林大前辈（胡入翰林院比俞早十科）身份，直斥俞奎垣没礼貌、没修养，俞奎垣不敢辩白，惟有低头受教。一边吃，一边骂，折腾了大半个时辰，将要散席，林翼话题一转，说道：所谓不打不成交，今日有此一遭，也算咱三人的缘份，既如此，咱们干脆换贴拜个兄弟，不知二位意下如何？俞奎垣当然不乐意，犹豫踌躇，不置可否。林翼眼睛一瞪，也不管他，立命手下拿来纸笔，写下三人的姓名籍贯，当筵互换，拜了兄弟。论年纪：胡为长，鲍次之，俞最小；林翼乃笑谓鲍超：从今後，袭芸（俞奎垣字）就是咱俩的小弟，再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春霆你只管教训就是，别担心抹不下脸面哦。
一向文雅清高的俞奎垣就这么稀里糊涂给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鲍超做了小弟，心中的憋屈郁闷实在无法排遣。返京途中，他神情恍惚，言动举止渐渐失常，到得涿州竟投井而死，享年三十八岁。
左宗棠参加三次会试，每次排名都在孙山以外，终生引以为憾。但是，道光十八年，他和湘潭举人欧阳兆熊结伴同行、赴京赶考途中，却发生了两件趣事。
舟过洞庭，二人下船参拜湖神庙，上香行礼毕，看着浩浩汤汤的八百里洞庭，左宗棠文思大作，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这副对联气魄很大，文艺理论专家通常将之归类到“伟人体”。当然，倘若作者日後没有建立相应的事功，那就当作“伪体”，禁止进入文学史；或者，作者当时并没写下这么一些诗文，功成名就以後，再行补作（请枪手亦可），也能胡乱算作“伟人体”。三十多年後，左宗棠以“书生”领兵，远征西北，“管领”之地远迈“重湖八百”；坐言起行，文质交辉，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留下大名的“过客”之一，终于证明牛皮不是吹的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是，第二天，他又创作了一篇“伟人体”，事情就有点蹊跷。他给老婆写信，称：舟过洞庭，碰到一群悍匪，一干人众失魂夺魄，眼看就要舟覆人亡。千钧一髪之时，自己挺身而出，虽无羽扇纶巾，却也“谈笑却之”，很有诸葛孔明先生当日的风采。云云。
欧阳兆熊恰在边上，瞄到这一段故事，不禁大惑：二人同舟数日，一路上风平浪静，哪里来的悍匪？但又不敢冐然置疑，故先向左家仆人打听。仆人一听，嘴角撇了撇，貌似不屑，说：
“哪有什么悍匪！不过是我家相公发梦癫罢了。昨天晚上，相公睡在通铺，旁人不慎扯动了他的被子，相公梦中惊醒，连声大呼“捉贼，捉贼”。不但吵醒了船上的客人，连同泊的幾条船也被惊动。大家举火执仗，忙乎了半夜，可是一根贼毛都没摸到。不信？你仔细听听，直到今天，相公的声线还有些嘶哑呢”；
左家仆人的证词正如西方谚语所说：仆人眼里没有伟人。
欧阳兆雄听罢，极为羞愧：自己睡得太死了，这么大的动静竟然没知觉！愧极，故生恼：左宗棠连自己老婆都骗，太不像话了！恼羞交并，则成怒，遂当面质询左宗棠：“你给老婆写家书也弄虚作假，大言不惭，太过分了吧！”
我辈庸凡，每当把戏被人揭穿之时，无不极难为情。左公到底是伟人，面对质询，绝无挖地洞或者尿遁的龌龊想法，他正色道：
“这算什么！我问你：楚霸王（项羽）巨鹿之战、汉光武帝（刘秀）昆阳大捷，都号称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难道就全是真的？我看，不过是司马迁、班固这些文人会写文章、会吹牛皮而已。推而广之，天下大事小事，不也都是这个道理？我今天在家书里写了以少胜多、谈笑退敌，百年以後，大家不也就当作《史记》、《汉书》，信以为真了么？那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你这种不解风情的人？切！”
言毕，二人大笑而散。
众所周知，左宗棠的出身，不过是个师爷。随行就市，师爷的前途实在有限。可是，左宗棠後来竟帅兵出征，转战东南、西北，战功赫赫，出将入相；这又是什么道理？子细分析，其中必有很多道理。而大大小小各种道理，却又源于一句不讲道理的粗口。
话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作金牌师爷的时候，才极大，心极细，故大至军事指挥，小到官员考察，巡抚都要向他请示，方敢定夺。左师爷运筹帷幄，噓枯吹生，俨然是不挂名的一把手，人送绰号“左都御史”（一省巡抚在中央挂衔，亦不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已）。
某日，永州军分区司令员樊燮因贪赃枉法，被人举报到省里，巡抚依“例”将此案移交左公馆查勘。数日後，樊燮到省城接受双规，登门拜谒左师爷。二人见面，樊司令作揖行礼毕，等着左师爷安排就座。孰料左宗棠大喝一声：
本省武官，无论大小，见我都要请安，你怎么还站着？快！给我请安！
司令一听，楞了。要知道，总兵官居二品，师爷则不属政府正式编制；樊燮先行作揖，自认给了师爷绝大的面子，哪知道左宗棠如此嚣张，竟让自己给他下跪请安？不由得面色大变，抗然曰：
朝廷所订礼制，可从来没有武官见师爷要下跪请安的条例。你太过分了吧！”
左宗棠被樊燮依礼驳斥，不禁恼羞成怒，大骂一句：
忘八蛋，滚出去！
司令遵命，愤然滚出。次日，左宗棠不做不休，根据举报信和调查材料，写了一份参摺，将樊燮告到中央。
此案罪证确凿，左宗棠的底气来源于此；但是，樊燮後台很硬，左宗棠的命运由此改变。樊燮是湖广（即湖南湖北两省）总督官文的心腹，官文则是清廷镇压太平军在长江上游战区的最高长官。政府编制外人员在“帮办”公务时，作风如此高调，人家要揪幾条小辫子来整你，易如反掌。因此，官文帮着樊燮上诉，并参劾左宗棠这个“著名劣幕”。
皇帝一听，大怒：堂堂军政大计，倘若操纵在这种人手里，那还了得！立即派遣钦差查办，并亲笔批示：如果参案属实，可将左某“就地正法”。根据《大清律》，左宗棠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实属违法乱纪。眼看大事不妙。
语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其时，左宗棠的朋友有胡林翼、曾国藩、郭嵩焘等人，朋友的朋友又有肃顺、潘祖荫、王闿运等人；军界政界，在朝在野，都是强援。于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经过一番运作，大势转危为安。
但是，性命虽可保住，再作师爷却不太合适。无奈何，左宗棠只得投笔从戎，自领一军，向浙江杀去，并在十馀年後，功成名就。
一句粗口，成就了左宗棠。
咸丰年间，左宗棠是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的金牌师爷，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骆秉章乐得有如此英才为我所用，大事小事便都托付给左师爷，自己索性做个甩手掌柜。永州总兵樊燮因贪污腐化，到省城接受“双规”，本应由巡抚讯问，也被骆秉章打发到左公馆去接受调查。二人见面，樊燮拱手为礼，左宗棠却让他行跪拜礼。总兵是朝廷二品，师爷却属体制外聘用的临时工，樊燮当然不跪。左宗棠勃然大怒，骂道：“忘八蛋，滚出去！”
此後，樊燮打点关系，一边为自己翻案，一边反攻倒算，检举左宗棠这个“著名劣幕”；左宗棠这方，则有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出面斡旋，幾个回合下来，胜负判然：左宗棠毫髪未损；樊燮则被革职，并遣回湖北原籍，监视居住。经此一役，樊燮心性大坏，变得神里神经。回家後，他盖了一栋读书楼，遍请乡邻，举酒发誓：左宗棠，不过是一个举人，竟敢这么欺负人！夺我的官，骂我的娘，举人就了不起吗？从今天起，我遍请名师来教育儿辈，要考不中举人、进士，点不上翰林，就不配做我樊家的子孙！
仪式完毕，樊燮将家中改造成高考魔鬼训练营。首先，在列祖列宗的牌位边上另立一块牌位，上书“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每月的初一、十五，樊燮亲自带领儿子对着牌位跪拜行礼，口中并念念有词：“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其次，樊家少爷以及重金聘请的教师，终日居住书楼，不许下来，其他人众则一概不许上去，食物饮料都用吊篮转运。最後，樊家少爷在家都不准穿着男装，而做女式打扮。中了秀才，方许脱去女式外套；中了举人，才让换掉女式内衣。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年内，其子樊增祥就考中进士，後来更做到护理两江总督的高位。樊增祥且写得一手好诗，是清末民初晚唐体的大家。民国诗评家汪国垣曾比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形式，为光绪、宣统间的诗人们排定座次，称《光宣诗坛点将录》，樊增祥名列前茅，被封为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不过，兴许是少年时代男着女装留下了後遗症，樊增祥的言动举止俱有女性化倾向，故在双枪将以外竟还得了个绰号，唤作“樊美人”。而据不可靠消息透露，樊氏的性取向也有点扑朔迷离，很符合“美人”的定义。
左宗棠给曾国藩作挽联，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谋国”这等大事，我们且不管他，至于左氏对曾文正公的“知人之明”是否真的“自愧不如”，揆之左宗棠在人事领域的诸多表现，实在令人怀疑。讲两个案例，看这种怀疑有没有道理。
曾国藩初兴“义师”，手下有位大将名叫王錱，不仅对敌时勇猛逾常，运筹帷幄的水平也极为高明，且著有《练勇刍言》----为此後湘军、淮军乃至北洋军营制的滥觞。可是，只因为在统辖人数的问题上与曾国藩产生分歧----王欲自统三千人，曾却认为他的能力只够带五百人----挥师东征的时候王錱竟被弃而不用。後来，湘军连折两员大将----塔齐布、罗泽南----曾国藩欲求一将而不可得，局势困顿而不可再振，乃在江西受尽太平军的磨折，并终因师久无功而黯然还乡。王錱却在左宗棠（其时为巡抚幕客）的指挥下，防守湖南，援助江西，所向克捷，太平军对之极为忌惮，至以“出队莫逢王老虎”为诫。王錱因病早逝，留下一支军队，称“老湘营”；左宗棠投笔从戎後，便以这支军队为骨干组成“楚军”，完成了收复浙江、中原剿捻及西北平乱的大业，可谓“虎死不倒威”。
衡阳人李楚材，尝入太平军，後投降曾国藩，人称“李九长毛”，作战迅猛，颇得好评。他有三种绝技：一，跑得快，可以“走及奔马”；二，水性好，“入水不濡，可历数时”；三，“黑夜有光”（气功术语称之为“人体奥拉”）。一次，援助湖州，至时城已失守，回来向曾氏报告，说行军甚速，自己并在“昏异之中，偷过贼营十馀座，已探至城根矣”，无奈敌军抢先得手。曾国藩却不相信他那近乎特异功能的绝技，斥为胡说八道，将其革职。除了打仗，楚材再无其他可以糊口的技能，如今饭碗被打破，势必要找个地方重新上岗。左宗棠领军後，有鉴于曾氏“调度乖方之至”，不仅平时“词旨亢厉”地批评他，且立下一条不成文法：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曾国藩弃用的，左大帅都给提供职位。楚材闻此，便前去投靠。与左氏见面後，楚材特地将三种绝技表演了一遍，宗棠 “试之皆验”，大喜，即命统率四营（较在曾营时尚多统千人）。嗣後，楚材如鱼得水，“颇立战功”。
曾国藩于眉睫间如此英才都交臂失之，左宗棠怎么会佩服他的“知人之明”？
大盂鼎，是目前出土文物中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据称，倘公开拍卖，成交价将在一亿美元以上。
1951年7月，苏州潘达于女士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将家藏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月底，上海市文物管理会派员至苏州，将二鼎妥运回沪。明年，二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7年，大盂鼎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潘达于是谁？达于，原姓丁，是潘祖年的孙媳妇。祖年，祖荫之弟。祖荫无後，乃与祖年共子共孙，以为延嗣；因此，潘达于也就“兼任”了潘祖荫的孙媳妇。其夫早卒，潘达于便成了潘家财产的合法继承人。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勤。他有两个爱好，一是收藏文物，一是护惜人才。大盂鼎是他收藏中的极品，而得到这个极品，竟一分钱也没花，此鼎乃是一位被他爱惜过的人才所赠，这个人又是谁？
咸丰十年，师爷左宗棠不守文明规范，辱骂总兵樊燮为“忘八蛋”，被好事者罗织罪名，以“劣幕把持”的罪名告到北京。清廷密令湖广总督彻查此事，并称若证据确凿，可将“劣幕”左宗棠就地正法。事态十分严重，于是，从两湖到北京，湘军集团及其同情者组织了一次大型斡旋：南方由湖北巡抚胡林翼主持，北京由户部尚书肃顺主持，不遗馀力奔走其间的执行者则是郭嵩焘。为了避免同乡勾结的嫌疑，郭嵩焘找到与左宗棠素不相识的潘祖荫，请他到皇上跟前仗义执言；于是，此次活动的最高潮，便是潘祖荫上折奏保左宗棠，其中名句：“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流传至今，脍炙人口。奏上，龙颜大悦，左宗棠也因此化险为夷。十馀年後，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委托袁保恒（袁世凯堂叔）以七百两银子购得大盂鼎，转赠潘祖荫，终于报答了潘氏上奏保举的大恩。
这就是潘祖荫得到大盂鼎的来龙去脉。不过，据未经证实的消息，当日郭嵩焘委托潘祖荫上奏，除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曾赠之以金，付给他三千两银子的“劳务费”，这笔资金由胡林翼提供。倘真如此，潘祖荫一篇477字的奏折，共获得3700两银子约合30万人民币的稿酬，实在是天价文章。潘女士捐宝後，国家发给奖金2000元人民币，以资表彰，她随後将奖金全额捐给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最终，不带丝毫铜钿气，只有遍体斑斓的绿锈，伴着大盂鼎静静伫立在博物馆。再读潘祖荫奏折，亦觉风味如昨，满纸都是“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材”的赤诚。
潘祖荫有收藏、赏鉴古器珍玩的爱好。诸凡金石书画，固然都是潘氏酷嗜之物，而对鼻烟具有极高的鉴赏水平，则令潘氏在近代以来古玩鉴赏界中卓尔不群，独步天下。
鼻烟先风行于欧洲，据说，拿破仑嗜之如命，月吸三公斤以上。明代万历年间，鼻烟传入我国；到了清代，则衍变出一种“鼻烟文化”----不但烟粉制作精益求精，鼻烟壶的制作工艺也空前绝後：鼻烟中的极品，不必薰香，“而自有木瓜、苹果、玫瑰、橙、柚等香气；一两之值，可达百金”。烟壶之名贵者，“多用宝石，有套至十三色者，一壶之值总在千金左右”。和珅倒台，从他家抄出的名贵鼻烟壶有上千只；论收藏数量，和氏当为有清第一人，但是，论赏鉴水平，则无人堪与祖荫抗手。潘氏殁後，杨度之弟杨钧（也是一个大玩家）便曾感叹：“世无潘伯寅（祖荫字），即无可赏鉴鼻烟者”。更绝的是，潘祖荫不仅“赏鉴鼻烟”，更用鼻烟壶来 “赏鉴”人才。
祖荫是咸丰二年的探花，此後仕履多与文教事业有关，数次充任主考，为天子选拔人才。每逢阅卷，祖荫便在抽屉内放两个鼻烟壶（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以手探之：“得红者中，得绿者落”。此事尝被同任考官的张之万觉察，张氏批评他此举是尸位素餐，十分“轻妄”。祖荫从容回答：没那么严重了。扪心自问：你我入官以後，久不读书，荒疏已极，还真看得出这些卷子的优劣？卷子都由熟谙文法、态度审慎的新翰林初阅，能过得他们那一关，那一份卷子不是千锤百炼？那一个考生不可中试？既是人人可中，而限于名额，非得淘汰若干不可，我就只好用红绿烟壶卜其运命了。富贵在天而已，哪是什么“轻妄”？这个回答 “言伪而辩”，张氏听了哭笑不得，只得由他去。
又一次，祖荫与李文田----咸丰九年探花，近代著名学者----在办公室闲聊，提到近日入京陛见的某提督。祖荫连连称赞说：这个人好啊，那真是忠肝义胆，一代名将。文田一听，肃然起敬，问道：这位将军战绩如何？祖荫答道：不甚清楚。文田一愣----难道是说这人长得“忠肝义胆”----遂问：那他状貌如何？祖荫呵呵一笑，说：还没见过。文田大惑不解：啊？那您凭什么说他是“忠肝义胆，一代名将”？祖荫哈哈大笑，说：他送我的鼻烟壶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咸丰四年夏，曾国藩亲帅湘军水师在湘江铜官渚与太平军作战，一触即溃，大败而归。此役是他在军事上的“处女秀”，也是“告别秀”----自此以後，他便不再亲临第一线指挥具体作战了。其时，他的心理素质也远不如日後，战败後，且羞且惧，乃眼一闭脚一蹬，纵身跳入湘江。多亏幕客章寿麟纵身入水，将他救起，这才避免了一场悲剧。後人述此事，乃说：“援一人，而援天下”。
十馀年後，太平天国覆亡，曾氏封侯拜相，总督两江；湘军文武，鸡犬升天。章寿麟恰在曾氏辖区谋得一职知县，依照常情，曾国藩报答章氏救命之恩的时候到了；纵然不便立即将章氏提拔为高级领导干部，分派他一个府、道或者盐、漕的肥缺，倒也不是强人所难。孰料直到曾氏死在江督任上，章氏也没沾润到老上级的点滴雨露。二十年间，章寿麟一直“浮沉牧令”；曾氏一死，最後的寄托亦不存在，于是，宦意全消，告老还乡，途经二十年前“手援”曾国藩的故地，寿麟触绪纷来，不能自已，遂画了一幅《铜官感旧图》。此图作毕，湘军集团的核心、外围乃至不入围人员，共计上百人，在图上留下墨宝，章氏後人将之装订成册，署名《铜官感旧图题咏》，刊刻发行。
其中，左宗棠的序言最可玩味。曾左後世并称，二人行事却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曾氏为人做事的用心，左宗棠却从未失去敬意，他说：曾氏一心为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铜官一战後取得功名利禄，不过实至名归，锦上添花。章寿麟救命之功固然不可泯灭，但说这是一件拯救天下的功劳，未免言过其实。一个是历史的必然，一个是生命的偶然，不应混而为一。
藉此可知，左宗棠信奉“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对当事人的微妙情感无所措意。那么，他碰上类似的事情，也会如此理性么？左宗棠一生，确有艰难困苦、十分沮丧的时期，不过，在他最“背”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曾在物质和精神上向他提供莫大的帮助，助他渡过生命的低潮。此人即是脍炙人口的“红顶商人”、左宗棠的CFO----胡光墉（字雪岩）。在浙江剿匪，在西北平乱，在福建办船政，在每一块左宗棠的勋章上，都应刻上胡光墉的名字。很不幸，光绪十年，胡雪岩投资失误，宣告破产；其时，业已封侯拜相的左宗棠格于官商界限，无法施以援手，只得眼睁睁看着故友家破人亡（次年胡氏郁郁而终）。胡氏死後，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左宗棠说：“君父之恩，略已报矣，胡光墉之恩，未能报矣。”语毕，老泪纵横。
看来，“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并不能消解具体而微的一己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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