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期间，伴随着雷厉风行的重拳出击，一批批涉黑组织成员相继落入法网，一顶顶黑社会的“保护伞”被揭开盖子，久积于重庆上空的黑社会的阴霾被“打黑”风暴驱散……于是，对社会治安有着美好愿景的人们急切地期盼着：希望能够学习“重庆打黑”好榜样，在别的地方也来一次或者多次“打黑”!
事实果真如善良的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类似“打黑风暴”式的行动真能毕其功于一役，从而求得社会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恰恰相反，当暴风骤雨复归于风平浪静，斗争的弦索稍显松弛之时，种种黑恶实力往往又会死灰复燃，蠢蠢欲动，甚至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于是，人们又在不安之中期盼着下一轮次声势更大的打黑行动!
当某一种或几种违法犯罪现象在某一时段显得相当突出，以至于司法机关不得不冒着“运动式司法”的嫌疑，不得不依靠“专项整治”来进行治理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种“运动式司法”的效果究竟能够坚持多久?重庆的“打黑”经验能否被成功地复制并被移植到各地呢?
事实上，涉黑组织犯罪并不自重庆始，也不可能在重庆终，“打黑行动”更不仅仅局限于重庆一地，早在重庆“打黑”之前，就有其他各地早已进行过不同程度、规模和力度的打黑，但是，黑恶势力犯罪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仅仅是稍稍收敛之后，复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与执政者“彻底铲除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的良好预期南辕北辙。难道真的应了那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话吗?
以这次重庆“打黑”为起点，由此上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发现，面对经济领域或者社会治安方面的严峻违法犯罪形势，执政者的治理思路，多是以政治运动为主要形式，伴随着一系列司法措施的解决之道。从“三反”、“五反”，打击经济领域里的“投机倒把”，针对刑事犯罪问题突出而进行的“严打”，集中执行积案，还有各种“专项整治”，都是沿袭了这一政治运动式的思维。
当司法治理与政治运动纠结在一起，难分彼此的时候，司法就难免被政治化的命运。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包括司法在内的社会问题，这是革命者思维的结果;而当革命党过渡为执政党后，继续沿袭这种治理模式，也许，收到的只是一时之效;而其长远结果，则是社会秩序在“治”和“乱”两极之间的往复循环。
司法运动化的根源，在于司法被政治化;而探究司法政治化的起因，人们会发现，这与司法的从属化地位直接相关。考察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司法机关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地位，人们发现，它始终是一个服务型角色，始终服务于执政者的现时政治需要。远到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近到为和谐社会增砖添瓦，甚至司法工作也要体现科学发展观，等等。
有学者指出，当下制约中国司法改革的痼疾，一个是司法地方化，一个是司法行政化。现在看来，还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司法运动化!
司法运动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司法机关主体地位的逐渐丧失和司法职能的异化!司法本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治理常态，而将其变异为运动化后，就难免沦为服务现时政治的工具!
政治策略是执政者根据复杂变化的形势采取的权宜之计，它具有多变性;而司法则具有稳固社会基础的作用，具有稳定性。两者不可互相混淆，不能互相代替，更不能让司法从属于政治。
基于此，人们希望，重庆“打黑”，就让它永远成为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标本吧!因为，人们盼望的是法治背景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若干年又来一次的政治化运动式打黑!
让司法的归司法，让政治的归政治。也许，这才是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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