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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向生命科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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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眼中,麻省理工是工科院校,但它已成为分子生物学革命的主要力量,”麻省理工理学院院长鲍勃•西尔贝(Bob Silbey)表示, “1990年以来,9位麻省理工教员获得了诺贝尔奖(在理学领域),比其它任何大学都多。虽然公众没有关注,但我们已成了美国一流的理科院校。”

工程学和物理学的融合,曾在50年前改变了科研环境。在麻省理工多达370名的工科师资中,约有三分之一在生命科学领域开展研究。

MIT向生命科学转型

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边上一幢耀眼的新楼里,厄尔•米勒(Earl Miller)在教猴子玩电子游戏。

米勒教授是一名神经科学家,他正在尝试理解我们是如何学习遵守规则,以及理解“红灯停”、“绿灯行”等快速联想的。他的研究已使人们能更好理解并治疗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

但米勒教授的研究并非纯粹的神经科学。“我们越来越清楚,要用多学科方法来了解大脑,而非标准的学术方法,”他说,“工程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大脑的工具。”

在麻省理工的 Picower学习和记忆中心(Picower Institute for Learning and Memory),来自神经科学、生物学、化学和电子工程等学科的40位教员,将携手进行研究,期待有朝一日能找到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孤独症、精神分裂症和注意力缺乏综合症等病症的方法。

Picower中心于12月1日正式揭幕,它是麻省理工大脑和认知大楼的一部分。该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在许多方面,它是麻省理工悄然转变的实体象征,标志着麻省理工从扎根于工程学和国防相关研究的大学,转变成了重要的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在公众眼中,麻省理工是工科院校,但它已成为分子生物学革命的主要力量,”麻省理工理学院院长鲍勃•西尔贝(Bob Silbey)表示, “1990年以来,9位麻省理工教员获得了诺贝尔奖(在理学领域),比其它任何大学都多。虽然公众没有关注,但我们已成了美国一流的理科院校。”

为何转向生命科学

麻省理工对生命科学兴趣的提高,并不代表它不再有工程学优势。相反,它表明了该领域的一个新阶段:工程学的工具和原理被用于解决生物学问题,比如创造用于细胞移植医疗新技术,或寻找治疗癌症的方法。

麻省理工有许多理由转向生命科学。首先,其麻省坎布里奇的校园,地处生机勃勃的生物技术界中心。波士顿地区有规模很大的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加上还有许多知名的教学医院,如塔夫茨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使该地区成了生物技术研究的热土。

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项研究显示,波士顿吸引了美国最多的研究投资,1996年以来,在制药和生物技术上的联合研究投资超过了39亿美元。

“从很多方面看,(波士顿)将是下一个硅谷,所以麻省理工正从搞金属转向搞细胞,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1998 年后一直担任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院长的理查德• 施马兰西(Richard Schmalensee)表示。

“看看周围的企业,”他说,他指的是总部位于该地区的近150家生命科学企业,包括两家最大的生物技术企业Biogen和Genzyme,它们的总部都位于坎布里奇。“如果你有足够的臂力,它们离学院只有一掷之遥。”

麻省理工的研究和技术,对波士顿蓬勃发展的生物技术产业形成起了关键作用。1994年以来,该学院发布了1395项美国专利,1117项许可,并培育了许多初创企业。

“过去20年中,在生命科学和技术转化领域,麻省理工一直是一股不可忽视、日益壮大的力量,”Oxford Bioscience Partners 普通合伙人迈克尔•利顿(Michael Lytton)表示。Oxford Bioscience Partners是总部位于波士顿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于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它已向数家拥有麻省理工技术的生命科学企业提供了资金。

生命科学被缓慢地提上了麻省理工的最高议事日程,其另一个原因就是钱。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国防部一直资助麻省理工,但去年,麻省理工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拿到的资金超过了国防部,这还是有史以来头一遭。

“过去 30年,为物理科学研究提供的资金没有变化,而为生命科学提供的资金一直在增加,”麻省理工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表示,“研究方向会伺机而动,没有资金就无法研究。”

企业资助也有增加。去年,企业界对麻省理工生命科学的资助为1600万美元,较1997年上升了52%,这一时期在生物工程和健康科技方面的增长尤其巨大,分别为359%和69%。

“20世纪末时,生命科学的研究已开始变得更为具体: DNA结构被阐明,遗传密码被发现,”霍克菲尔德女士表示,“这丰富了生物学的具体细节,让人们对生命科学更加感兴趣,并为生命科学提供更多资金。”

据霍克菲尔德女士表示,对该领域兴趣的提高,资助的增多,有助于解释为何工程师们在加入到这一行动中。霍克菲尔德女士是麻省理工历史上首位非工科背景的校长。

工程学与生命科学融合

霍克菲尔德女士是一位神经科学家,她把当今工程学和生命科学的融合,比作工程学和物理学的融合。工程学和物理学的融合,曾在50年前改变了科研环境。

“与其它学科一样,工程学也进步了,”她说,“工程学仍会是麻省理工的一股巨大力量,通过新领域的研究(生命科学领域)发展壮大。”

诺贝尔奖得主、Picower中心主任利根川进(Susumu Tonegawa)表示,这种跨学科环境,帮助他招募到了明星教员。过去两年,他从罗德岛普罗维登斯的布郎大学请到了马克•贝尔(Mark Bear),其智障研究很有名;还从哈佛医学院请来了大有前途的病理学家蔡莉慧(Li Huei Tsai)。

大脑研究并非生命科学和工程学交叉的唯一领域。实际上,在麻省理工多达370名的工科师资中,约有三分之一在生命科学领域开展研究。

例如,在麻省理工癌症研究中心,化学工程与生物学在携手进行研究。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系教授迈克尔•西玛(Michael Cima),正尝试开发一种微型芯片,能比目前的检测更早地发现各种不同类型的癌症。这种植入病人体内的芯片,将利用纳米粒子在人体内寻找癌症的最早征兆。

化学工程教授罗伯特•兰格(Robert Langer)从事生物科技和材料科学的边缘研究。兰格教授在寻找制造新组织的方法,尤其是合成新的可生物降解的聚合体系统,用于细胞移植来制造肝脏组织、软骨和神经。

“如果你对生命科学感兴趣,这个地方则很有吸引力,”神经科学家米勒教授说,“听上去可能像夸夸其谈,但在科学方面,波士顿就像当世的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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